八胞胎事件的专家评说

八胞胎事件的专家评说

亟须对代孕行为立法
暨南大学法学院刘文静教授表示，“8胞胎”事件暴露了立法的滞后。现行法规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操作规程、特别是与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尚无明确规定。
就公开报道的情形来看，当事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多胎妊娠，违反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2001年生效）第十八条以及《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1980年制定，2008年第7次修订）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此类违法行为，除应当依照《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和《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缴纳社会抚养费外，还应当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刘文静表示，缴纳社会抚养费和接受处罚的，应当是超生婴儿的遗传学意义上的父母。考虑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特殊性（为保证成功率，一般会一次植入多个受精卵），超生数目应当以胎数计算。本案中孩子们遗传学意义上的父母一共实施了三胎妊娠，其中一胎为合法生育，另外两胎均属超生。
医学伦理专家、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董玉整表示：“当今世界，只有印度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允许代孕，欧洲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支持代孕”。 “八胞胎”通过试管、代孕等方式成功诞生，会否引起经济实力雄厚人士的跟风？
董玉整认为，八胞胎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宣传推广。他们的“成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我们国家规定，合法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妇女，在植入多个胚胎怀孕成功后一定要实施减胎技术，目的是要保护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安全。无数案例说明，多胎妊娠，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安全都将受到更多更大的危害，不利于孕妇和胎儿的健康安全。本案例中的3名怀孕妇女和8个孩子，实际上是在冒着很大的风险去怀孕和生产。即使他们都很健康安全，那也是一种“万幸”，不值得效仿。
董玉整说：“当今世界，只有印度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允许代孕，但欧洲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不支持代孕，甚至对实施代孕技术的机构和人员给予一定的处罚。我们国家由卫生行政部门发文，明令禁止实施代孕技术。” 董玉整表示担忧八胞胎未来能否健康成长。他说，在法律上，这位妇女是8个孩子的共同母亲；但在生育行为上，她却只是她自己怀孕生产的3个孩子的“亲生母亲”。这5个孩子能得到与那3个孩子的同等待遇吗？“如果没有，当然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很不利。”
而陈意韶则认为，孩子是否是母亲本人亲自孕育，这一事实本身对孩子成长并无影响，关键在于其对待子女的方式。“我们幼儿园有一个小女孩，是由一对退休夫妇领养的。这对夫妇不仅对养女视如己出，并且对其悉心培养，经常和老师与专家沟通教育方式。结果，这个女孩性格阳光，安全感也很强。”她说，“所以我认为，较之于生养方式，父母的涵养及其对待和教育子女的方式，以及双方关系的正确建立更为关键。”　 董玉整认为，“八胞胎”案例恰恰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被滥用的例子。“原本的价值走向被扭曲了，不孕夫妇的怀孕生产愿望被无限制地放大了。如不加以制止，在理论上，他们还可以再找几个妇女来代孕，再怀孕生产出5个或是8个孩子来，只要他们有钱支付保姆费、孩子的生活费，以及今后的学习费、健康费等。”
他同时指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使得精子、卵子、肚子、票子、管子之间形成了“五角关系”，每一角都是一个特殊的利益主体。在自然怀孕状态下，不需要管子，精子卵子肚子票子是统一的，一次怀孕行为，实现了四角利益，因为四角利益是统一的。但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里，如果允许代孕，则五角之间都可以是分离的，互不统一。比如，精子是捐精者的，卵子是捐卵者的，肚子是代孕者的，管子是医院的，合法夫妻唯一要做的就是给付票子，然后可以得到孩子。在本案例中，精子卵子票子是统一的，由合法夫妇提供，但肚子、管子却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