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地主形式”是源于哪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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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统治之前，地主包括地方权贵、朝廷宠臣、有功的将军及富商。在武帝加强集权后，皇帝宠臣的地位依然如故，但原本属于地方权贵的地主，却通过察举制被选拔为官，而融入了汉王朝的官僚系统。109而商人的财产不止一次遭到皇权的强行掠夺。为了生存，商人经常不得不建立与官僚、甚至是朝廷的联系。例如，《货殖列传》中所列的一个富人，就是通过与朝廷中有影响的人物联手，靠他庇护而发了财的。（文献二，36）反过来，官僚也同样经商。例如，宁成在罢官后，将投资土地视为最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借钱购置了农田，交由佃农耕种。（文献二，37）同一家庭的兄弟之间可能会进行分工，就如同何武家一样。何武与他的四个兄弟都曾在地方官府中任职，而且他们中至少有三个后来在朝廷上担任了高官，然而他们中的一个仍然在其家乡城镇的市场上登记入了市籍。（文献二，38）

　　《四民月令》证实了官僚、地主与工商业者可以在结合在一个家庭中，而且他们的活动被视为上层阶级的正常事务。（文献三，1）刘秀的贵族地主家庭与李氏、樊氏及阴氏等商人地主的联姻，则反映了财富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另一种形式。110

　　而且，贵族与官僚可以是重合的，因为许多贵族子孙同样可以在政府中供职。刘秀的曾祖、祖父与父亲都曾担任地方官员，而他们仍然是舂陵侯家庭的成员。（《后汉书集解》卷1第1页）而且皇帝的宠臣虽然出身各异，但他们即便不是正式官僚，自然也总能持有某种政府指派的公务。由于这各种社会集团的融合，到西汉后半期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富豪、学者与官僚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

　　权势人物投资土地，不仅是因为经营商业相对缺乏安全保证，容易受到政府打击（这一点在武帝时期得到了清楚体现），而且也是由于土地能带来丰厚回报。汉代的田租通常是三十税一，但从佃农处收取的地租却是所产粮食的一半，甚至更多。（文献一，4，6）田租与地租之间的差额被地主收入囊中。在人口增长时，土地价格会随着对其需求的扩大相应增长。来自土地的收益又被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这种滚雪球式获取土地的进程，开始阶段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聚能量，然而一旦启动，速度会越来越快。之所以在武帝剥夺富豪土地一个多世纪后，到哀帝时期（公元前6年－公元1年）土地集中才造成社会危机，原因可能正在于此。不过，这场危机在此后不到二十年却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至王莽不得不尝试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的激进措施（文献一，6）。

　　东汉早在开国皇帝统治时期，政治权贵占有大量土地就已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光武帝试图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一次丈量，结果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大量地方官员也由于未能完成任务而受到了惩处。（文献二，39）

　　东汉自耕农缺乏土地，可能不仅仅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应该还反映了四处寻找合适土地购买的地主胃口越来越大了。因此，在东汉一个好的地方官员必须将大量精力与注意力用在耕地的开垦上。（文献二，40，41，42，43）虽然这些模范官员可能的确是诚心诚意地试图开垦土地，给那些能够亲自耕种的农民。但这种对新土地的强烈需求仍然可能是人口压力与市场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们普遍认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是具有地主背景的士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刘秀及其同伙则是他们的首领。111因此，这一时期豪强适逢其会，他们不断强化自身，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是东汉的时代特征。112他们的经济利益因其政治优势而得到了保护。113

　　整个东汉时期，在缩小土地占有不均情况方面没有进行过任何努力。即便是西汉时期师丹与王莽进行过的那种努力都没有尝试过。正如仲长统注意到的，情况变得非常危急，他哀叹财富不受抑制地积聚到了少数人手中。（文献二，44）但是，仲长统也希望自己能够拥有肥沃的农田，由佃农从事耕种，以便他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术追求。他的理想实际上是上流社会生活的反映。114（文献二，45）

　　到汉朝末年，大土地所有制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以至荀悦这位可能是最后一位建议限田的汉代官员，也感到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恢复古代井田制不切实际，而任由购置土地不受限制又极不情愿。（文献二，46）

　　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到最后，就是地主与佃农社会区分的两极化。虽然理论上地主只能通过契约享有经济优势，但佃农实际完全屈服于地主的控制。仲长统描述的情况（文献二，44），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汉末所出现的情况，当时由于皇帝对臣民直接控制的瓦解，佃农逐渐成为了地主的私人徒附。在三国前夕，地方首领能够指挥成百成千的徒附。115这种联系当然已经超过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经济关系，并预示了魏晋时期以等级社会为标志的另一种社会结构的出现。不过，在这一阶段到达之前，仍然会有部分佃农是国家直接控制的合法臣民，国家向他们征税，并为他们提供保护。这完全不同于封建领主庄园内农奴的情况。

"耕地"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地主”源于在社会处于封建特征的时期，具备土地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阶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