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八年亭旁铁场人王延园起义

咸丰八年亭旁铁场人王延园起义

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建都南京，颇有横扫半壁江山之势，国人呼啸山水，群起响应。是年六月十五日，亭旁镇铁场人王延圆和赖岙人赖余沈揭竿而起。时逢临海林大广、王彝霞率义军与清兵交战失利，退据铜坑。彼此联合后，在亭旁丹邱寺誓师反清。丹邱寺，东晋梅盛远离尘嚣，结庐隐居之地。王延圆举旗反清之喧嚣激荡声才平息70年，包定等人又在这里发动了震惊省内外的农民暴动。

王延圆等义军共推林大广为首，号称“天下耙平王”，在铁场北斗庵封将拜相，并张贴《讨鞑靼檄》，利用数百年来流传民间未曾熄灭的民族旧恨，打出部族革命的旗号，“实为号召民众，制胜清廷一个最有利之借口”。

义军计取台州、宁波两郡为根据地，因粮食不济，先攻宁海。九月初，义军百余人由迎薰门入宁海城，杀县令邹全节。之后，开狱放犯，开仓放粮，出谕安民。称满清官府为魔头恶煞，虎狼蛇蝎，称义军首领为紫微临凡。其誓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耙平穷富，共享太平”。这种要求绝对平等的大同理想自古皆然，从陈胜“苟富贵、无相忘”的许诺，到王小波、李顺倡言的“均贫贱、等富贵”，继而到李自成宣称的“迎闯王，不纳粮”。在东方，传统农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无非是人人都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农民的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大范围的农民起义还是王延圆等人小范围的暴民运动，其首领似乎都有复制帝梦的野心，一旦夺取政权，非但没有丝毫改变与削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反而为了挽救和强化这个专制制度，而将它推到了空前的专制水平之上。

重阳节之后，义军广招人马，整编队伍，议攻台州。十四日王延峻率五百多人留守宁海，其余三军共一千六百五十人，号称三千人攻打台州。十六日发起攻城，城上石矢如雨，不得近城，攻城未克。驻宁波的宁绍台道台张玉藻，闻林大广、王延圆等已去台州，急领参将王浮龙带兵五千，于十八日乘虚猛攻宁海县城。王延峻在大北门城上指挥义军奋力抵抗，中弹阵亡。王延便、赖昌久等坚守西门，击退王浮龙部与黄坛、冠庄等四乡团练地主武装。时王浮龙生出一计，故意在撤退时丢下很多金银元宝于城外，义军中大都数人本是流民出身，不知其中有诈，只道敌人逃走丢失的，欢天喜地大开城门出去哄抢，不料被王浮龙伏兵冲出，攻破西门。赖昌久只得率义军残部退出县城。张玉藻进宁海城，大肆搜捕义军，杀死民众百余人，悬头于城门示众。

林大广、王延圆等攻台州不下，弟兄略有损伤。又闻宁海被围，而很多义军家眷都在宁海城里，因此军心动摇，当夜就有五百多人作鸟兽散。林大广只得于十九日黄昏悄然撤围，五百余人当夜退到三门赖岙、铁场两地，建木城固守。

二十日凌晨，吴端甫上城看见城下义军军营都是空营，又接到张玉藻攻陷宁海的消息，遂派属将黄一清、苏镜蓉率兵攻打铁场。义军乘夜劫营，清兵溃败，黄一清力战得脱，义军军师何达被杀。王延圆、王彝和合兵一处，当夜转驻赖岙。

二十三日，苏镜蓉、黄一清进剿赖岙失败，率领残兵败将，狼狈逃回台州。九月二十八日，吴端甫亲率参将杨国桢，千总苏镜蓉等带兵一千人，再次进剿赖岙。吴端甫令清兵在门前山用猪娘炮猛轰赖岙。清兵炮手是下湾陈才龙，他的三个弟弟才虎、才狼、才豹都在义军中当头领。因此，他故意不把目标瞄准就开炮。林大广、王延圆等早有准备，义军分兵二支，埋伏在响岩岗和安马。当清兵炮响时，伏兵一齐出击，杨国桢、苏镜蓉分头迎战，吴端甫拔腿就跑。陈才龙此时掉转炮口轰击清兵。清兵败退，吴端甫被抬到康谷广福寺才惊魂方定，遂挂靴于寺门，发誓不攻下赖岙，不取回靴。

吴端甫回到台州，叫来邹全节老婆，帮他写好状纸，并派人马护送到省城告状，巡抚罗道遵即按状纸内容写奏折上京，奏折中提到：赖岙贼寇凶悍，此地“船可对开，马可对跑”，若不增援兵力，欲剿灭贼寇实属不易云云。其实当日吴端甫所写状纸真实情况为“桥下木勺可舀水，桥上双人可对行”，奏折中是夸张之词。日日“以醇酒妇人自戕”的咸丰帝闻奏大怒，即时抱爱妃下朱批：着江南大营援剿。和春命总兵张玉良援浙，会同浙江提督荫良泰进剿赖岙，张玉良自驻杭州。

十月十四日，清兵分三路进攻赖岙。十五日荫良泰部先锋到南溪。十六日，吴端甫率领苏镜蓉部、杨国桢新招“潮勇”(俗称广东“赤脚兵”)等，组成敢死队从南路猛攻赖岙。南边义军在安马狙击，西头义军在周山岭头鏖战一天。十七日，张玉藻派王浮龙部及乡团从鹿宕坪上过梁岩岗，从北路夹攻赖岙、下湾。赖岙的后面山，漫山都是清兵旗帜。周山岭头已被马队冲进，木城也被火烧攻破，义军退守村庄，以一幢幢房子作为据点进行狙击。清兵进村一边放火烧屋，一边混战。此时，义军只有六十二人聚在上新园最后一座屋里。第二日，清兵从流水坑爬进，十七岁的赖昌剑独守上新园楼上后门。他手捏蔡阳刀，清兵上一个砍一个，“刀刃皆卷”。杀到第三十一个，见这被杀的清兵红缨帽很好看，用刀头把帽勾起挂在腰间。尸体填满了墙沟，后面的清兵不敢上了，只远远地站着用枪射击，并将上新园重重围住。

因寡不敌众，十八日凌晨，王延圆等义军决定组织突围。林大广、王彝和等开路，赖余沈、赖庆浪断后。天微明，义军突然破门而出，大刀砍开血路，四十余人冲向上洋桥，但木桥已被清兵拆除。赖余沈、赖庆浪叔侄见清兵蜂拥而至，二人抡刀杀回，清兵火枪齐发，击伤余沈叔侄，二人退到上洋桥边，双双拔刀自刎，壮烈牺牲。王延圆率少数义军突围，客死他乡。后林大广、王彝霞被捕，旋遭杀害。

吴端甫放火烧了赖岙村最后一幢房——上新园。在撤回时，又烧了铁场外王村。当时赖岙确实被吴端甫铲为白地。不久，朝廷下令，赖岙、铁场二村赖、王二姓，不得参加清庭任何级别官试，永不录用，以警后世。乃至于70年后的亭旁起义二村竟无一人参加。

丹丘聚义景也惨烈，意也徊徨。比之同时期的太平天国，前者的舆论动员仅限于反满兴汉，而后者则把耶稣教变异为“创上帝会”，尽管两者意识形态有别，均贫富则是他们共同的政治口号。然起义领袖们“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他们播种均富，收获帝梦，即便闹成气候，也不过由皇帝换成个“天王”。

因而，农民革命说穿了无非是一场君主专制制度的复辟。农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复辟之时。由是，农民革命要求均贫贱等富贵的理想，也就随着新“天命”的确立，旧制度的恢复和新等级的划分，而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失败则已，倘使成功，一场场农民革命，也就完全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场“以无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变贬知识为灭知识，从灭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极度膨胀”的暴民运动。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财，吃人家浮财；革命就是“直走进人家家里，将人家的洋纱裳拿将出来，拿到未庄上去卖”；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财产的人家破财散，将一切敢于反对他们的人批倒批臭，“还要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由此可知，这个要求绝对平等的理想，不过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永恒空想而已。这个永恒空想的悲剧，虽在于它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个永恒空想的魅力，却在于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这个永恒空想的巨大危险，则是在它一旦成为思想武器之后，所能诱发的原始冲动性和宗教式狂热，恰恰能够激起传统农民的炽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坏力量，甚至能够开辟一条崭新的专制复辟的死路，即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全面复归或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