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古代文武官员服饰有何区别？

我古代文武官员服饰有何区别？

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

　　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

　　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

　　传统戏曲服装，俗称“行头”，是古代服饰的美化和艺术的再创造，它以明代服装为主，杂糅了上自唐代，下至清朝的各时代服饰式样。 　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套式化。上至皇帝，下至奴婢仆役、囚徒乞丐，各色人等，都有与角色身份、地位、职业、场合乃至性格相配的专门服饰套式。同是宰相，朝廷上要戴“相貂”，居家则戴“相巾”。《战宛城》中的曹操，“挟天子”的日子还不长，戴的是“相貂”；《逍遥津》中的曹操，“令诸侯”已近二十年，戴表示丞相身份的“相貂”已不够了，要戴金缕绒球、两侧金色如意翅的“文阳”了。这种戏装套式系列，主要是明清两代逐渐形成的，是许多艺人点滴创造的积累，这与二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

　　传统戏曲服装中的“蟒”，是帝王将相的官服，圆领大襟，上绣云龙等花纹，下摆及袖口绣海水的象征性纹饰，皇帝穿黄色团龙蟒，将相穿其他颜色的独龙蟒。还有“女蟒”，是后妃、诰命一品夫人、女将的朝服，上绣丹凤朝阳或凤凰牡丹等图案。历史上元、清两代帝王，对龙的垄断，不像宋、明那样严。元代把“真龙”的形象定为五爪二角，其他兴云布雨的龙和“混江龙”、“入云龙”之类只能是四爪或三爪的。明代就不一样了，为了避免混淆，除了把四爪、三爪的称为蟒，与五爪的龙加以区别外，还严禁臣民穿蟒衣。嘉靖十六年，兵部尚书张瓒穿了一件有点像蟒纹的衣服，明世宗大怒，谕阁臣夏言说：“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夏言回答说：“张瓒穿的是一件钦赐的飞鱼服，色彩鲜明，有点像蟒罢了。”嘉靖皇帝说：“飞鱼为什么绣了两只角？”遂下令严禁。在这样的情况下，演戏怎么可能让帝王将相后妃贵妇一起穿上“蟒”呢？所以戏装系列中的“蟒”，是不可能在明代出现的。清代则不然，其朝服之制，皇帝、后妃、皇子、亲王都用龙袍，亲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文武三品都用蟒袍。比照戏剧服装系列把帝王将相的朝服统称为“蟒”，完全符合清代的服饰观念。至于戏中帝王的朝服不称龙袍而也称蟒，只是因为这“帝王”究竟是“戏子”扮的，有所避讳而已。

　　为了给观众更多的美感享受，戏曲服装多缀美丽饰物，如珠花、绒球、丝绦、雉尾等。像舞台上吕布、周瑜在紫金冠上插两根长长的雉尾，为演员演活角色增加了许多做戏的机会。这是生活中所没有的。《明史·舆服志三》说，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有公、侯、伯爵位的出席典礼，冠上要插雉尾。但那是公、侯、伯，而且只在典礼上用，武将或都督在军中是没有这种装束的。吕布和周瑜生活的时代，有一种武冠，“加双尾，竖左右”（《后汉书·舆服志下》）。但舞台上的“翎子”比实际上的尾长了起码有四五倍。这就是艺术的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