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的人物影响

黄远生的人物影响

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等职。这时恰值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记者。”黄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做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振，遂有“新中国三少年 ”之说。后又与刘少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黄远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是与其不凡的贡献与极大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但这并不是他所有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黄远生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