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诸文化是怎么灭亡的?

良诸文化是怎么灭亡的?

良渚文化的灭亡

崛起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具有严格分层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财富、权力、知识和人口高度集中的中心聚落和聚落群，聚落的规模、分布和权力、财富的分布相符，呈现有规律的多极结构。环太湖地区的文明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不可否认，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地区的文明发展程度领先于中国境内的其它地区。然而，文明进程并没有继续向前发展，相反逐渐衰退，除了个别文明因素的延续，良渚文化在它的原生地走向了灭亡，环太湖地区文明进展的方向和速度也因此而明显改变。
大约在1980年代的后半叶，有少数论者在探寻良渚文化进程中断的原因时提出了“水患说”，认为文明进程的中断的自然背景是水患。笔者主张良渚文化衰亡不仅有水患背景，而且还有社会背景。以后的十多年中，有更多的考古学和地理学研究者补充阐释“水患说”，认为是洪水或海侵造成的特大水灾导致良渚文化突然灭亡。在此期间，笔者一直关注着有关讨论，进行思考，觉得“水患说”还有再探讨的必要。
首先探讨的问题是，良渚文化是否突然灭亡？这个问题关系到良渚文化的发展过程，因此要提到良渚文化的分期。目前有几种不同的分期方案，笔者主张分四期六段，其中第二期和第三期各分二段。第二期是良渚文化最为繁荣兴盛的阶段，甚至可以说，良渚文化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迅速走向繁盛。很多考古材料证明，良渚文化第二期具备了若干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反山和瑶山墓地的主人们无疑是社会上层的代表，他们是最高级的巫师或者酋长，更可能的是二者兼而有之，他们掌握了巨量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而马桥、越城等地墓葬的主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可以说，严格分层的社会结构当时已经形成。良渚-瓶窑区域范围内，集中分布了几十处遗址，其中有建筑规模宏大的莫角山，也有代表了权力、财富的反山和瑶山，还有更多的聚居区。这个区域聚集着社会精英，体现了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人口相对集中。把这些要素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出良渚-瓶窑具备了城的主要特征和功能。以后的第三期和第四期，良渚文明的发展程度再也没有超过第二期。在经过了比较平稳发展的第三期后，第四期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至此，良渚文化走完了从兴起到鼎盛、再由平稳发展到衰退，最终走向消亡的过程。良渚文化突然灭亡的观点与事实不符。
一些“水患说”者之所以主张良渚文化突然灭亡，大概是为了说明水患的突然性和巨大的破坏作用。实际上，正如将良渚文明进程放在文化分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一样，对水患的研究也要以分期为基础。遗憾的是，有些论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每每引用良渚文化层上的淤土层、冲击层来证明水患导致灭亡，却没有指出淤土层或冲击层是叠压在良渚文化哪一期的地层之上。举例来说，钱山漾遗址甲区的上、下层之间是淤土层、下层是良渚文化，上层是马桥文化。乙区的下层之上也有断续的淤土，同样下层是良渚文化，上层是马桥文化，但如果了解良渚文化的分期就会知道，下层只是良渚文化的第二期，此后遗址被水淹没是地层堆积所说明的事实。还值得一提的是马桥遗址。在1990年代发掘的I区地层堆积中马桥文化层（第三层）和良渚文化层（第五层）之间有一层自然堆积（第四层）。通过对相关的土壤粒度等的分析，判断该自然堆积层为水成。于是，这一层堆积过程被解释为良渚文化后发生了大水灾。事实是，就在第四层的层表有一座良渚文化第四期的墓葬。由此而证明，水灾发生在良渚文化第四期之前，而不是整个良渚文化之后。通过两个实例，说明水灾对良渚文化的作用是相对长期、比较缓慢的，它们并不能也没有导致良渚文化的突然灭亡。
在对良渚文明的衰亡原因进行探讨中，还发生了将良渚文化后发生大水灾作为一种先入为主的模式随意解释考古资料的现象，对象是马桥遗址。该遗址的分布比较独特，是沿贝壳砂堤的走向安排聚落的布局，以适应自然环境。砂堤是聚落分布的中轴线。靠近砂堤区域的文化遗存比较丰富，远离砂堤区域的文化遗存比较贫乏。解释者在遗址中线附近（东部）和距中线以西100余米处（西部）分别采集了两个土壤样品，作孢粉分析等，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文化后先民为东部海水所迫，自东向西迁移，导致东部文化遗存贫乏，西部丰富。事实是，他们把采样地点的方位完全搞反了。从这里得到的教训是，将水灾作为一种模式，随意以考古资料、甚至错用考古资料来加以解释，会产生多么大的谬误！
探讨良渚文明进程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决不应该以水灾作为固定的模式，而必须以环太湖地区的考古学和地理学研究的现有成果作为探讨的基础。
环太湖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这里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平均海拔高程很低，尤以靠近太湖的中间地区为甚。这样的特定区域极易受到海面升降的影响。当海面上升时，海水可能侵入沿海的地势低洼地区，还可能导致内水向外排泄不畅，洪水泛滥。
崧泽文化早中期，大约距今5500年以前，是海平面比较高的时期，因此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遗址比较少，而多分布在地势比较高的地区。有的地理学研究者把距今3000年以前的上海分为三种不同的地貌区域。其中，上海西南部，主要包括现在的松江和金山的一部分，是泻湖沉积区，成陆时间比较晚。成陆之前，这里曾经是海湾，后来演变成小片相互被泻湖、咸水沼泽隔离的陆地，地势比较低洼，是当时上海境内最难以供古人居住生存的区域。直到崧泽文化晚期和崧泽-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这里才陆续出现定居村落，如姚家圈、汤村庙和广富林等遗址。表明在5500-5200年间，自然环境逐步改善，海平面降到了末次冰期结束以来的低点。
良渚文化的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最辉煌的文化之一，除了宗教信仰的神圣力量外，恐怕与其经济实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而经济实力的强大正是以自然环境的改善为背景，其结果是在太湖东南的良渚-瓶窑地区形成了权力和财富的顶级中心。
差不多在良渚文化第二期后，就有遗址发生了人类活动因发生水患而中断的迹象，如钱山漾。马桥I区的第五层大致相当于第二期，随后文化层中断，形成自然堆积的第四层。而在原来地势就相当低洼的地区，如上海境内的泻湖沉积区，文化中断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姚家圈和汤村庙两遗址自良渚文化第二期开始不再有人居住，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马桥遗址因其所在地势高亢，一段时期后人们又继续在那里生存。可以认为，洪灾是否发生、发生和延续的时间、人类文化的延续情况，都同遗址所在的空间位置相关。
良渚-瓶窑地区，第二期就是良渚文明的中心，按照正常的发展轨道，至少应该保持平稳发展的趋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代表后两期上层贵族的遗存很少见到。早年曾经在遗址群的东片盗掘出土玉器，流散于海内外，已经很难弄清楚它们的出土地点同所属年代的关系。难道良渚文明进程中的金字塔尖顶已经显露出衰退的征兆？与之形成对照，良渚文明的若干个次级中心开始初具规模或者正在形成中。第三期是多个次级中心的繁荣期，寺墩是其中的佼佼者。考古资料表明在第三期和第四期，伴随着良渚-瓶窑的衰退，寺墩正在经历着它的繁荣阶段。
在时间和空间的轴线上，良渚文明的繁荣点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应该是探讨良渚文化时期水患和文明衰亡关系的关键切入点。如果说良渚文化第二期后多处遗址文化层的中断是自然环境恶化的结果，那么大约就在同时，良渚文明中心的衰退和转移，是否也存在环境变异的因素呢？
综上所述，将水患认定为良渚文明突然衰亡的原因并不准确，因为环太湖地区较大范围内的水患始发于良渚文化第三期，此后良渚文化仍然存在了一段比较长的时期。笔者认为，由于环太湖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海侵和内涝确实是导致良渚文化实力削弱、逐渐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良渚人以宗教崇拜为强大的号召力量，曾经同水患进行过顽强的抗争。即使原来的中心走向衰退，仍然有新的中心兴起，良渚文明进程得以继续维持，但是再也没有力量超越。最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尤其是异族的入侵，良渚文明才走完了它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