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称王安石是以文字乱国之古今第一小人?

为什么有人称王安石是以文字乱国之古今第一小人?

此问题明显是忠奸二元论者所言，事情要从王荆公与司马光说起。二人在宋神宗年间势同水火政治理念有很大的不同。王安石和宋神宗都是刚愎自用之人，且荆公之论多不校唐太宗谓今人自可法尧舜。自身有很大的自信与气节治理天下。这与宋朝的人文学术有很大关系，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见一斑。而司马光则又是另外一位颇具气节刚正不阿的一位大史家，著有传世典籍《资治通鉴》。史家研经术之学，在政治上一般较为偏因循施为不逞剧变。所以这两位旷世才子在变法一事上存在莫大的分歧，随导致朝野分垒互相攻讦。王安石幸有乾罡独断神宗庇护，开始变法。由于朝中老臣多属司马光一派。所以王安石大量启用新人，可是随之而来的却不是饱学正义之士反而是一些奸佞小人。所以有的法令变得越变越乱，非但没有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使人民疾苦不堪。再加之王安石变法急功近利，思速利就逞一时之快加之自恃清高才具，遂惹得正直之士多自离去。想曾巩苏轼便是其中之人。后来神宗死司马光得为宰相，却也范了遽革的毛病。一力全数废除新法，一些已经开始卓有成效的法令遭到破坏。遂使前功尽弃，实为宋朝之悲。北宋后又在废立新法上几经反复，党派争斗几经变换。遂使得朝野疲敝，国家民力凋亡。以至于后来的败退南国，是为南宋。南宋惩前毖后，盖棺论定。多归咎与熙宁变法使国家空耗若许年，所以有人把责任一股脑推给了王安石，说他是古今第一小人。但试问这种非忠即奸，靠现世的精明肆意剖评古人的做法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王荆公死后有灵，当一笑置之罢了，够为天下夫复和憾。

河南文化产业网讯:一个政治家要进行改革，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其中既有不同观点的针锋相对，也有因偏见而生的形象歪曲。举凡生活习惯、衣食住行乃至生理特点，都可成为贬损攻击的对象。比如，宋代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曾经被人多方玷污。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不但在文学上有突出成就，在政治上也有远大抱负和卓越建树。当北宋王朝正面临政治、经济危机，处于内忧外患的衰败困境时，他大胆提出变法主张，为富国强兵开辟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他也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的形象受到种种误解与诽谤。

　　据史书记载，王安石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读书做事都很专注。但在生活上，他却不拘小节，不重仪表，穿着非常随便。他经常穿一身肮脏衣裳，须发纷乱，囚首垢面，即使上朝也不加改变。有一次，他在皇宫面见宋神宗时，有只虱子悄悄地从他衣领里爬出来，一路蜿蜒地爬到他的胡须上，把宋神宗都给逗笑了，他却丝毫没有察觉。所以苏洵在《辩奸论》中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话说得虽有些刻毒，倒也符合实情。平心而论，王安石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国家大事上，自然忽略了外表。这即使不算优点，但也绝非罪过。可是，这位苏大人却因政见不同，便将此上纲上线，对王安石大泼污水。在这篇文章中，他指斥王安石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在苏洵看来，王安石穿得不近人情，就注定会成为竖刁、易牙、开方那样的大奸大恶，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老苏如此血口喷人，实在有失厚道。

　　在饮食上，王安石也很不讲究。有一次，宋仁宗举行御宴，邀请诸大臣参加，身为知制诰的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这宴席与众不同的是，赴宴者须在池塘中自己钓鱼烹食。因此用膳前，桌上的金盘子里先摆放了一些小球状的鱼饵。王安石不喜钓鱼，便将盘子里的鱼饵吃了个精光。他的这一举动，本也无可厚非，却引起了仁宗皇帝的猜忌，认为他是借机沽名钓誉。第二天，仁宗便对宰相文彦博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他误食一两粒鱼饵尚可，哪有把全部鱼饵都吃下去的道理！”

　　即使刻苦读书，也会被人怀疑是偷着干坏事。王安石在扬州太守韩琦门下做幕僚时，总是彻夜读书，天将亮时才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等睡醒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也来不及梳洗吃饭，便慌忙跑到办公室去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放浪形骸，便训诫他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读点儿书吧，不要有失检点，虚度光阴……”王安石听了，木然立在那儿，也不加分辩。只在去职时，他才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

　　还有更加离奇的呢，那就是王安石天生面黑，相貌丑陋。在苏洵看来，这也是“祸国”的“标签”。何以见得？有史为证。唐代的卢杞就相貌极丑，“色如蓝”，“人皆鬼视之”(《旧唐书》)。当大将郭子仪接见他时，总要把身边的侍女屏退。这丑八怪果然阴险毒辣，排斥贤臣，陷害忠良，对唐朝的灭亡负有责任。王安石既然跟他一样貌丑，因而也必定像他那样阴狠奸诈，祸国殃民。

　　当然，对王安石打击最大的，还是对他变法主张的歪曲和诋毁。本来，王安石是为了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而实行变法的。他本人既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在清正廉洁上堪称楷模。然而有些反对他的人却借此对他的人品大加诋毁。如御史中丞吕诲就在弹劾他的疏中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有的还给他戴了一顶“祸国殃民”的大帽子，把他称作“古今第一小人”(明·杨慎《铅丹录》)。

　　在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强烈反对下，再加上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熙宁九年(1076)十月，心灰意冷的王安石辞去了宰相职务，来到江宁(南京)定居。他捐出朝廷配发给他的府第和土地，在郊外盖了几间小屋，终日参禅悟道，简朴度日，在寂寂无闻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的晚年似乎已淡出历史，然而历史却不曾将他忘记，而且最终还他以清白。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中，就对王安石的人格推崇备至，说他是“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的变法则给予“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的高度评价。连革命导师列宁也曾称誉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而对那些别有用心诬陷、诋毁王安石的人，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也作了恰当的评价，他说：“凡是抨击王安石最烈的或对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酱缸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