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哪些改革？

救急

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制度提出了异议，认为单靠一两个考官对考生进行一两天的考试是不大可靠的，未必能够真正检验出其才德。于是王安石当政之后，就着手逐步完善各级学校制度，不但将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单位，还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地方，生员自州县学逐级考试进入太学，太学又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生又分上、中、下三等，上等生可以不经过科举考试而直接担任官职。经过各级学校多年的系统培训，又经层层淘汰最终脱颖而出的上等生显然水平比较可靠，较之科举制的一考定终身，这种逐级考试选拔的制度显然更加合理。太学上等生可以直接授官，表明已与进士取得了同等的待遇。这些措施显示了王安石欲以学校取士最终代替科举取士的设想，只是在他当政期间条件还不成熟。直到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始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学校取士最终取代了科举取士。
王安石还提出了分级管理的原则。他指出天下之大，帝王不可能事必躬亲，也无法一一考察所有人才，但将此选才之事专属一人也不合适，怎么办呢？王安石认为帝王可以亲自考察才能德行最高者，使之成为大官，然后再让他们考察并推荐与己才德相类者，任命为官，这样逐级考察、分级管理，帝王就可以拱手而治天下。

　　宋朝前期皇帝比较勤政，但大都有好举细务、事必躬亲的缺点，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害怕大权旁落、欲加强君主专制的想法。神宗也不例外，大事小事都想管，结果是管了小事，却往往忽略了大事。王安石屡次进谏，提出君相只可管天下大政，细务自有有司处置，不必皇帝操心，可神宗就是不改。最后，王安石进言说：如果总是这样，那就是将我们两人累死也于事无补。神宗只是一笑置之。后来，王安石辞去相位，神宗更是大权独揽，故意任用庸人为相，结果身体累出了毛病，三十八岁就英年早逝。假如神宗能够采纳王安石的忠言，实行分级管理，也许就不会过早去世，新法也可能就不会草草被废，历史恐怕又要改写了，可惜这又是一个假设。

　　选拔人才就是为了任用。任用之道，关键是任人唯贤、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为唯一标准。这一方面，王安石吸收了墨家尚贤的思想，突破了传统儒家任人唯亲的模式。他主张以才德的高下来决定职位的高低，高者为长官，低者为佐属，如此才能使上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王安石一再强调对官员要“久于其职”，使其在一个职位上保持相对稳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官员不久其任是宋朝吏治的一大弊端，也是政府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说来可笑，这一点同样是朝廷有意为之——为了防止官员专权谋变，宋朝皇帝有意让官员频繁调动，使之不久其任，甚至还有到任仅数日即改官的事情发生。由于调动过频，官员不敢有长期的谋划，只能重视短期效应，而且往往还没熟悉情况就被调离，换个职位又得重新再来，这么一来，自然不可能有什么效率，而且无法对官员的治绩进行有效考察，结果是贤者不能见其功，不贤者不能察其过，升降黜迁都缺乏依据，只能根据资历年头提升。

　　王安石指出，官员久其任，一是可以有长期的规划，才得兼备者可以尽力毕其功。而滥竽充数者则会因为顾虑日久必见原形，糊弄一时没多大用处，也不得不勉力为之。至于那些真正全无才学者只好自己辞避而去，因为早晚会露马脚。因此采用“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则贤者必会脱颖而出，取之必已详。

　　对官员一方面要久其任，另一方面还须合其宜。人的才能不仅有高下，还有专攻。知农者当为后稷，知工者当为共工，使之在能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岗位上任职，则必能成功。这一点往往为人所忽视，由于古代分工不明，使人注意不到人才的专业性，以为贤者处处皆贤，不肖者事事不肖，不明白人人皆有长处，同样又都有短处。舍其长而用其短，则所用皆愚；避其短而取其长，则天下皆才。王安石是较早认识到专业分工的有识之士之一，并且力主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后来朝廷设置武学、律学、医学等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在《上曾参政书》中，王安石指出，使用人才必须“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势之所安”，如此“使之左则左，使其右则右，可也”，也就是必须考虑人才本身的特点、利益与要求，将之置于一个最合适于他的位置上，绝对不能盲目安排。他坚决反对那种以“使其左则左，使其右则右，害有至于死而不敢避，劳有至于病而不敢辞”为“人臣之义”的观点，或者说他事实上是主张个体本位的，反对以整体的名义侵害个体，以集体的名义损害个人。

　　取之已详，使之已当，处之已久，尚且不足，还须任之以专，“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宋朝之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大臣的地位和权力更加萎缩，文官武将，上下臣僚，诸事都不敢自专，也不能自专——都得听命于皇帝，这也是皇帝事无巨细、一一过问的原因。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者得保高位；奋发有为、勤政亲民者每遭贬黜。无过便是功，有功便是过，这也是风俗日下，以苟且偷容为安、以进取图新为过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持续已久，上下因循的积弊也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成了凝固在人们头脑中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