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意义

诗经中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意义

二、赋、比、兴的美学意义
孔子曾有“言足以志，文足以言”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说法，强调文辞应当有所修饰，形式也是要讲究的，目的是更好地表现内容。《论语 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指人之本质，“文” 指政教礼乐，孔子关于文质的论述，后人将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理论。《诗经》中赋、比、兴的手法也就为其内容的表现增添了更多的美学内涵。
（一）诗经中的赋，实现忘情融物的叙事效果
赋比较少受到学者的注意和争论。李泽厚先生认为赋指的是“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意，特别是指前两者。”通过赋这种修辞手法，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陈述观点，使虽然缺乏足够形象的文章，由于具有一定的气势、意境等等审美素质，而成为后人长久欣赏、诵读和模仿的范本《七月》把农奴一年到头的劳动生活逐月陈述，这是叙事的基本手法，在《诗经》中是大量运用的。运用这种手法，如果能在选材上和遣词造句上下功夫，是能创造出很多优美袱肠递段郛灯店犬锭华的诗篇来的。
《卫风·氓》这首诗的开头，用赋的手法来叙述主人公恋爱的开始。用叙述的手法记叙事件使故事显得真实动人，读者能够从作者娓娓道来的诗句中体会诗歌情感。笔者认为，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美就是这种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清秀之美，在音韵起伏、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表现形式中，蕴含了委婉悠长的意味，这正是情感、理智与想像的结合，是中国诗歌美学特征的体现。
《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与演唱的表演方式是紧密相连的。要达到吟唱的效果，势必考虑到叙述需要，使读者进一步了解作品的内涵。因此，赋这种表现手法在《诗经》中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以叙述为基础，其他表达方式才能成为可能。赋的铺陈叙述，使读者达到忘情融物的境界。笔者认为，忘情融物思想在这里得到体现。《诗经》中不乏记叙描写的诗歌。娓娓道来的故事、描写自然景物的诗篇，往往能引领读者达到自身情感与自然万物融合在一起的境界。读者的情感已经超越世俗的“人情”，而达到“天情”。读者此时的情感就是顺应自然之情，独守精、神，以自然之情融入世界。
（二）诗经中的比，使所描写对象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比，指比喻。包括明喻与暗喻，如“首如飞蓬”“中心如醉”属于明喻；“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属于暗喻。比的目的在于将所描写的对象本质或形状形象更加呼之欲出。中国文学一向
以抒情著称，然而并非所有的情感抒发都能成为艺术。李泽厚先生认为：“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统一，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品，产生相应
感染效果”。仅有铺陈叙述的诗歌，是谈不上有审美效果的。
（三）兴深化情感，进一步升华审美感受
兴，又叫起兴，在《诗经》中常常出现作者为了咏叹某物，先涉及其它事物并由此引出所要表达的意思上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经》中对于“兴”的运用也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互通感情。《关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首诗先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写君子与淑女的爱情。雎鸠是雌雄定偶的，自然地与男女爱情的忠贞联系起来。这种起兴属于前后两个事物有联系的情况。又如：“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小雅 鸳鸯》）
渲染气氛。《诗经》中有写起兴的诗句，从内容上与后边所咏之事无必然的联系，但在气氛上却有某些相通之处。如：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邶风 谷风》）诗
中作者渲染一种气氛，使这种气氛与所要表达的内容达到一致。借以为喻。他物与所咏之事仅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便被借以起兴。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一美人，伤如之何。寤
寐无为，涕泗滂沱。（《陈风 泽陂》）在《诗经》中，还有一些地方的起兴前后两个事物之间，
即起兴之物与作者之情没有联系，而仅仅是一种压韵的关系。例如：“采苓采苓，首阳之巅。人之为言，苟亦无信。”（《秦风采苓》）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兴通常都是连在一起，很难分清彼此的；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结合联系在一起，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饱满的艺术形象深入读者内心，使艺术形象染上一层情感的色彩。这种情感往往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而是融合了欣赏者的理解、想像后的客观形象。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挥，更不是只述诸于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具有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
就此，文学形象就达到了中国美学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了。比兴中创造的诗境，同样能够创造出“落花无言”的美学意境。这里举一个例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 蒹葭》）诗中作者所表达的内容较为抽象，但是诗句通过叙述抒情相结合，使读者能够结合主观情感与想像进行理解，使主观情感形象化，自主形成可感的艺术形象。这样的艺术形象并不是通过作者从外貌的描写塑造出来的，因此说诗歌是达到了“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诗歌运用蒹葭、白露、水等物的渲染，又形成了一定的诗歌意境，所谓落花之美，不用文辞来修饰。庄子美学理论中，曾提到文艺创作审美形象的“得意忘言”的问题，其中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由言而意的审美过程。庄子“得意忘言”理论中也强调把语言作为“得意”的工具，借助比喻、象征等方法来启发人们的想像与联想，从而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达到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从这个角度看，赋、比、兴这三个表现手法在《诗经》中的运用，已经具有中国美学的审美价值，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成为百代不衰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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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知网~

赋：平铺直叙，比：比喻，兴：起兴，发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