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书院对晚清理学和汉学的影响

近代书院对晚清理学和汉学的影响

理学也称道学。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创立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学术思想派别—洛学。‘天理’是客观存在的道德法规。 宋明时期的‘天理’哲学思想,包括以周敦颐、二程夫子、朱熹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主义。

“理”又称“太极”、“天理”，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是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万物的根据，它本身是一个超时空、超动静、唯一的、绝对的存在。朱熹又认为，理派生万物离不开“气”这个中间环节，宇宙之内有理也有气，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由于有了“气”这个范畴，使得朱熹的哲学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如果穷究理与气即精神与物质的先后本末，他便明确地肯定“理在先、气在后”（《朱文公文集》，下同），“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太极生阴阳、理生气”，并形象地把理与气比喻为人骑马的关系，“理终为主”，理是主宰者和决定者。
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动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他凝毕生心血于儒家经典的注释与阐发，于《四书》、《五经》用力最勤，集后期儒学之大成，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立了一个中国古代最庞大、最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世称“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官方哲学的正宗，甚至在日本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汉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就狭义而言，英文Sinology一词，
主要指海外学者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
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
注重历史与人文；而就广义而言，“汉学”则可以包括本世纪在美国
发展起来、并在今天遍及欧美的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问题研究的所

　　一种学术的盛衰，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但主要还在于自身的原因。经学考据，自康熙至乾隆前期，并未受到朝廷的重视和提倡，皇帝所尊崇、宣扬的是程朱理学。然而二者的趋势却截然不同，经学考据不断发展，至于鼎盛，理学则日趋衰落。姚莹慨叹：“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问题需要从理学自身来找。清代理学，于学理无甚创新，多在于维护与阐释程、朱之说。对康熙帝尊崇程朱理学
　　产生重要影响的熊赐履，认为治学“只将《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及宋、元、明诸儒语录从头细看，自一一了然，更不必去起炉作灶，架屋叠床，生出无限枝节”。理学名臣张伯行认为：“内圣外王之道，灿然著于六经，折中于四子，而发挥阐释于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有志圣贤之学者，惟取六经、四子与夫周、程、张、朱五夫子之绪言，虚心学问，俛焉日有孳孳，而著书立说，不惟不可，亦不必也。”可见，乾嘉时，汉学兴盛而理学衰退，理有固然。道光后，理学虽有复苏，但重在经世，学理并无创新，仍只在程、朱脚底下盘旋。晚清名儒贺瑞麟说：“自孔、孟没，圣学失传。宋兴，人文再辟，周、程、张、朱之数子者，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后之学者，但当守其轨辙，不当另立门户，宗程、朱即宗孔、孟，非程、朱即非孔、孟。”清代宗理学者在学理层面无甚创新，只重纲常伦理规条的应用，不可避免地会使理学丧失学术上的活力，趋于枯萎。
　　清代宗程朱理学者门户之见甚深。清初熊赐履撰《学统》，即为“卫道”、“明统”，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宗，排斥陆王心学。陆陇其、张履祥等理学名儒也都是尊崇朱熹，斥黜陆王心学。及至晚清，宗程朱理学的唐鉴、罗泽南等承袭陆陇其等人的风习，仍力排陆王心学，“同室操戈”未已。同时，宗程朱理学者对汉儒、汉学也予以抨击、贬抑。宗程朱理学者既排斥陆王心学，又排斥汉学，门户意气，无疑也会阻碍程朱理学的发展。（文/ 龚书铎）
　　链接：有关清代理学
　　清代理学宋、元、明时代的理学。关于清代理学，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曾说：“至论清儒，其情势又与宋、明不同；宋、明学术易寻其脉络筋节，而清学之脉络筋节则难寻。清学之脉络筋节之易寻者在汉学考据，而不在宋学义理。”又说：“清儒理学既无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如宋儒之有程、朱与朱、陆。”论断精到。诚如钱氏所言，清代于顺治、康熙朝虽有一批理学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创获，实无可与明代发展陆九渊心学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与宋代理学开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相比拟。“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大条理可寻”，洵为有清一代理学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