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超越法律的免死金牌！什么是免死金牌？

古代超越法律的免死金牌！什么是免死金牌？

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皇帝為了拉拢臣子，保证臣下的人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一些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发给自己的功臣和忠臣，以示宠幸，这些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或奖章)，只不过其形制稍有不同内涵较為宽泛。其中有一部分凭证尤為特殊，皇帝為了表彰一些功臣的杰出贡献，它上面的文字主要著录受赐者的显赫功勋，颂其美德，是鐫刻在铁製的器物之上，赋予了功臣所在家族以后犯下杀身之罪时，可免去刑责，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通过授予一定凭证来体现，起到向全社会的公示作用，这种凭证，就是大名鼎鼎的丹书铁券。
小旋风的“看门”法宝
读过《水滸》的人，都知道“小旋风”柴进有一件护身护家的宝贝，名叫“誓书铁券”。
“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 誓书铁券'，无人敢欺负他。”（第七十一回）第五十二回，写柴进被知府高廉抓进衙门，柴进说：“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后，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此回的另一处，则称之為“丹书铁券”。
这样一块护身的“宝贝”，因為其具有免死的特权，所以民间又把丹书铁券称作是“免死金牌”。连死罪都能免，更何况其它的法律呢？因此，丹书铁券除了為持有者带来无上荣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隐形特权。
我国古代“丹书铁券”制度始于汉代。据史料载，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為褒奖。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匱、石室，藏于宗庙”，这是有关丹书铁券的最早记载。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匱、石室”，即以铁為契，以丹书之，以金為匱，以石為室，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匱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
“誓约”的法律產物
铁券的出现决不是孤立偶然的因素，而是有它的渊源和原因。
铁券具有盟誓信诺性质，因而铁券的出现与古代的盟誓制度有著密切的关系。
所谓盟誓，是指人们用言辞共相约束。盟誓由来已久，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那时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生命等认识有限，人们產生了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的原始世界观。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使盟誓的存在有了思想基础。与盟者向神灵祖先祷告、订约，并发誓遵守。利用鬼神的威力加强盟誓的双方的约束力。《诗·卫风·氓》中云“信誓旦旦”。
在盟誓的过程中司盟或诅祝要撰写盟誓的言辞，即“载辞”，并将盟辞记于简册上，作為凭证。之后，“既盟则贰之。”可见，盟誓的载书有两份，一份作為存档的副本收藏保存，以后若有纠纷，以為凭据。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盟誓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產物，但其实质是為统治者政治服务的。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中央权威、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所以，盟誓制度一直被后世沿袭。铁券是盟誓制度演变的一种新形式，丹书铁券作為盟誓制度的文化载体之一，同样也是分為两部分，受券人与朝廷各执一半。
铁券自肇始后，名称亦有所不同。西汉时，称之為“丹书铁契”，也称之為“符”。史载：“跡汉功臣，亦皆割（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汉书·高帝纪》载，“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為通侯。”从“铁契”这个名词来看，体现了很明显的盟誓契约性质。而将铁券称之為“符”，也是侧重于铁券作為盟誓信物的特徵。可见，在西汉初期，“丹书铁契”和“符”称法上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在“铁券”诞生之初，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為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妾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常因细故获罪，直至被处死。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皇室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到宋、元、明时期，“铁券”颁赐逐渐趋于完备。
不靠谱的“免死金牌”
自铁券制从汉初肇始后,歷代帝王总是把它作為“固皇权”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因為帝王们的贤愚不同, 喜恶差异大, 所以由铁券也引发了几出悲喜剧。
南北朝时,割据势力对峙, 城头经常变幻大王旗。史载, 北魏巴州刺史“始欣恐获罪, 阴来请降，梁武帝遣使以詔书、铁券衣冠等赐之”。结果梁武帝不损一兵一卒,就扩大了自己的兵力和地盘，后人评论说：“盖铁券之力也。”
唐德宗时期，中央集权衰弱,藩镇雄悍崛起,不听皇帝调遣。当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既解奉天之围,不获朝见,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諭旨加太尉,赐铁券。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 ' 人臣反,则赐铁券,今赐铁券, 是使反也'”结果皇帝想用高官、铁券笼络也不奏效,反而加速了李怀光的反叛。李怀光叛唐不久,因失人心，终為部将所杀。
五代时,后唐庄宗灭后梁颇得力于大将朱友谦,庄宗曾亲“赐之铁券,恕死罪”。但事态的发展,令庄宗一改初衷。后来他听信姦侈的谗言,逐渐感到朱友谦有反骨,终于捏个罪名, 将朱本人及其族人200餘口一併斩绝。朱妻张氏临刑,要刽子手从腰间取庄宗所赐的免死铁券,嘶声呼叫：“此皇帝所赐也。”抬出铁券来讨饶也无济于事,刽子手们狞笑道：“正是今上叫斩耳！”
厉史上还有些“功高展主”或拥兵覬覦皇权的将相,皇帝对其猜忌时,常把颁发铁券作為防范措施。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皇室权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搜权威, 野心勃起。道宗虽察其心跡，但“欲擒故纵” ,除不断褒奖外, 又“册為皇太叔,免拜不名,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这枚金券恍若麻醉剂,更使耶律重元志骄气满,胆大妄為, 最后被道宗抓住他的罪状, 一举剪除。
《水滸传》第九回提到一位小旋风柴进, 他是前朝周世宗柴荣的子孙。宋开国后念柴家“禪位”有德,也颁发了铁券给周世宗的后人。但北宋末年,柴进的叔父柴皇城虽有铁券在手,高唐州知府高廉（高太尉的叔伯兄弟）的亲戚殷天赐竟霸占柴家花园,并将柴皇城打死。
帝王常以颁赐铁券作為一种特殊的恩宠，赏赐给勋功、重臣和将帅，对维护统治者政治，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积极的、重要的作用。铁券自出现后，对后世產生了深远的影响，铁券不仅成為神圣君权的象徵，也成為时人建功立业的标誌和理想追求。
铁券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免除死罪成為铁券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徵，用铁券誓词公然规定受赐铁券者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在客观上允许拥有铁券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恃权犯法，这既体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又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相矛盾、相衝突。在古代封建礼法制度森严的社会，很多时候，铁券免死只是流于形式。统治者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并未真正兑现铁券免死功能，拥有铁券者的勋功之臣被诛杀的例子屡见不鲜。
可见，铁券并非是万能的护身符。另外，铁券赏赐的同时还有大量物质上的奖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王朝中央财政的负担，铁券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免死金牌”不一定能免得了死
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不要随便相信承诺，因為承诺只有在当时是真的。”看来，即使是帝王丹书铁券的承诺，也很难保证。而在贪官酷吏恶霸地头蛇的眼裡，“县官不如现管”，就像先前所说的殷天赐，当朝太尉叔伯兄弟的小舅子，纯属八竿子打不著的亲戚，就能将柴家这样显赫的前朝皇族逼到如此境地，可见，丹书铁券在某些人眼裡甚至可能一文不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还真得“感谢”殷天锡，毕竟是他们使丹书铁券缺牙豁嘴，显示了它的本色，使眾多有恃无恐的“金枝玉叶”不再自我感觉良好。
古人曾经倡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个个丹书铁券暴露出了现实生活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帝王们纷纷将“丹书铁券”赐予功臣，搞“法外施恩”，“铁”了心地偏袒爱护手下功臣，无他，只是权衡政治利益之后的缓兵之计罢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旦坐稳江山，牢控权力，“丹书铁券”又能奈何？承诺是手段，争取对方信任和卖命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目的。
现代的社会，法治观念已深入人心，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人在面对法律的时候具有一些隐形的特权，这值得我们去反思。虽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我们希望将这种可能趋于无穷，正视现实中的不平等，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向更為辉煌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