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有哪些差别？

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有哪些差别？

1.学生入学的方式不同 
　　
　　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考试，而且很多是一卷定终身。考试本身并不坏，但一卷定终身不好。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已成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从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扼杀了许多青少年的兴趣与爱好。那么国外学生是如何进高校呢？以美国名校为例，一般要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参加SAT考试，但考试压力不大，因为一年有7次考试机会，随你什么时候去考，也不管你考几次，直到你满意为止。二是高中实行学分制，至于你是三年学完还是五年学完都可以。三是中学考试的平均成绩要达到B。这不是一张考卷所代表的全部分数，即使你全部答对，也只能得50分。平时如果你做一个航天模型，玩一个能够遥控的风筝，也可以拿25分、30分，甚至对同学的帮助有时也会算分，这样综合起来看你是A还是B。四是考大学要推荐信，特别是要有个性的推荐信。五是学校个别面谈。这就是国外很多名牌大学的“五关”。另外，国外的大学实行淘汰制，宽进严出。有了严格的淘汰制，开多大后门都没用。如果你个人能力不行，即便是开后门进去，也是自讨苦吃，过一年你就得自动“下岗”。所以选择大学还是要与自己的能力相配。 
　　
　　2.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策略和办学定位，对不同的学科也有不同的要求 
　　
　　纽约的服装学院、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都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各家的定位却不一样。不同的学校发不同的音，只有这样才能够奏出美妙的乐章。如果我们都往一个方面挤，就不能奏出动听的乐曲。同时，不同学科对学位的要求也不一样。一个好的高等学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培养出多少硕士生和博士生。据统计，我国研究生的绝对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最近某地出年薪16万聘请高级技工，却没人响应。所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高等学校结构，使之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并能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是非常必要的。 
　　
　　3.学校的内部结构不同 
　　
　　这一差异导致了学生培养方法上的根本不同。任何高等院校的内部结构都是纵横交错的，纵的方向是本科教学，横的方向是科学研究。不同的学校其内部结构是不一样的。国外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纵向简洁，横向丰富；但一流的高等职业学校纵向丰富，而横向简洁。我国的高校却趋于雷同。对复旦或者北大这样的学校来说，教学的方向不能多，但横向交叉学科、研究的机构可以多。但我国的高中生考入高校，往往被分入几十个不同的系、院，像被领到了一个个窄胡同里面，怎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都把广博教育放在培养本科生的首位，把专业培训放在次要位置。比如哈佛大学早就规定，学生入学后都要先学七艺，即文化、逻辑、修辞、几何、天文、数学、音乐，后又加上语文、人文、社会、自然。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就可以具备思考的能力、清晰沟通思想的能力、明确的判断能力以及能够识别普通性价值的认知能力，而学生分专业是大学二年级之后的事情。这种宽基础、宽专业的培养方式带来了与专业分得太细的培养方式全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在哈佛医学院里就有许多本科学文科甚至学音乐的学生。这在我们这里，简直无法想象。

4.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不同 
　　
　　在国外，很多世界一流的高校，例如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有很多教授的手下都有10个、20个研究生在拼命地干活。为什么他们这样拼命地干活呢？因为如果他们不好好干活，第二年就要被淘汰；如果努力干活的话，就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前途：第一，拿到大学的文凭，这张文凭的含金量是很高的；第二，能够参与世界前沿领域的科研工作。而我国的研究生呢？一方面，研究生的生活艰难。国家给予的研究生待遇偏低，在不少城市低于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这对于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生更显得不尽合理。另一方面，老师也不敢给他们出难题，三年保证毕业，出一个小题目做做，学生也没有多大的压力。这种状况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流大学不一定要有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哈佛、牛津、剑桥的房子都是很古老的。要创一流，在某种意义上要靠学生，让优秀的学生在杰出教授的指导下，在科学的前沿艰苦奋斗。 
　　
　　5.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 
　　
　　在世界上优秀的学校里学生的中心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英国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他们很早就实行了导师制，像牛津、剑桥，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使得每个学生都得到关心。“学生的头脑不是一个用来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一个待点燃的火种”。教师的职责就是帮助学生把这火种点燃。牛津大学也有句妙语：“导师对学生喷烟，直到点燃学生心中的火苗。”每个人的火种是不一样的，需要靠同学的力量、靠家长的力量、靠教师的力量一起把不同的火种点燃。复旦大学物理系过去有一位学生书读得马虎，玻璃却磨得很好，老师就发挥他的长处，对他进行鼓励，并不因此限制他。这个学生毕业后，参加了我国最高级的天文望远镜的磨制，他头脑里的火种就这样被点燃了。人无全才，但人人有才，“学校的任务就是发挥学生的天才”。在“以人为本”方面的另一个明显不同是，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入比例上的巨大差异。1998年，剑桥大学的科研经费为1亿英镑，合13亿人民币；复旦大学当时的科研经费是1.3亿人民币，为其1/10。但是剑桥科研经费的90%是用在人员的工资上，仅用10%购买设备，而复旦的全部科研经费几乎全用在了仪器设备上。试想两校的设备费几乎相等，都有一个相似的实验室，两者的设备也差不多，但剑桥是从世界范围招聘人才，拥有11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两者的科研能力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当然就不一样。 
　　
　　6.师资的来源不同 
　　
　　我国高校的师资多数是学术型的，他们从学校到学校，很多是在同一学校里从助教做到教授。国外一流大学的教授很少“近亲繁殖”。哈佛大学的教授绝大多数是从世界范围招聘来的。对于社会科学、工学等应用科学，很多教授来自政府机关、企业部门。例如，耶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原是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商学院院长原是美国商业部长，就连原美国副总统戈尔也可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他们丰富的经历、与社会各界广泛的联系，为大学的教学、科研带来了非常珍贵的资源，他们能发挥一般教授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人们的眼光里，教授、院长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从部长、副总统到教授、院长，一点都没有降低身份。 
　　
　　7.育人的环境不同 
　　
　　环境对人才培养十分重要。这里有一个例子，1953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叫安德鲁·怀尔士，10岁那年，当老师在讲商高定理的时候，讲到了世界难题费马大定理，他开始对此着了迷，并立志搞数学。后来他在1985年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以后，这个人突然消失了，学术会议也不参加，论文也没有了，别人说他是江郎才尽了。实际上，他埋头苦心钻研了9年，并终于在1994年破解了费马大定理，轰动了全世界。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育很大。第一，教师很重要。如果在这个人小时侯总是逼他考100分，不启发他的好奇心，能有这个人才出现吗？第二，要有一个宽容的育人环境。一个人能够9年什么事都不做，专攻世界难题，这就是环境给他的宽容！可见，为年轻人创造一个能激发兴趣、产生好奇心的环境，营造一个能够使其静心苦干十几年的宽容氛围是何其重要的事。 
　　杨振宁教授指出：“中国留学生学习成绩往往比美国学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却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国学生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和创造精神强。”杨先生还通过他所指导的一些中国研究生了解到中国学生的某种共性：在考场上得心应手，在实验室里手足无措。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四重四轻”现象：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二重分数提高，轻人格塑造。在这种教育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生本位”“人格本位”只有“分数本位”。学生创造的火花，常常就在题海中淹没熄灭。三重整齐划一，轻学生个性的张扬。不少教师喜欢循规蹈矩的学生，有的甚至把具有独立见解，敢于提意见的学生视为不听话的“异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家蔡元培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大声呼吁教育要“崇尚自然”、“展现个性”，坚决反对旧式教育对儿童身心个性的摧残。但是，时至今日，众多学校追求的仍然是“高考状元”“升学率”，众多教师、学生仍然沉迷于“题海战术”。四重教师的主导地位，轻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其直接后果是：一届届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不到激活，学生的潜能得不到挖掘。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张扬，学生的创造性得不到鼓励；一届届学生在各种应试条条框框中小心翼翼，步履艰难！另外，我国基础教育明显地存在着“两强、两弱”现象。“两强”是指我们对学生基础知识的传授全面牢固，对学生考试能力的训练扎实有效。中国学生屡屡在国际数、理、化“奥赛”上摘取金牌即为最好的明证。“两弱”是指我们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普通薄弱，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普遍薄弱。由此我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强烈地感受到中外基础教育的巨大差异在于：一个强调知识学习；一个强调能力培养。 

中国是应试教育 国外是潜力发挥式教育

中国是教条的教育，只注重课本，考试制度实际上还是科举制度。而国外注重孩子的创新能力，孩子有更好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