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印度上古文学的美学特征

简述印度上古文学的美学特征

印度在古代自称“赡部洲”或“婆罗多”，曾被译为“身毒”、“天竺”等，到玄奘的时候定译为“印度”。广义的印度古代文化圈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南亚次大陆，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孟加拉等国家。　　　　印度文明是人类四大文明之一，它和中国文明是两个四者中仅存的两个活着的古老文明。印度文化被认为是“声音中心主义”，它重声音，轻书写，重解脱，轻世间，重文学，轻历史，其独特深邃的思想在人类心灵的历史上投下了久远而普遍的影响。　　　　现存已知最早的印度文明遗存是今天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等城市遗址，时间在距今4,000年左右，被认为是和今天的达罗毗荼人有关的古老文明。但除了物质材料，印度河文明在现存的口传或书写资料里已经无明显迹象可循。今天印度文学主线的源头是吠陀（Veda）文学。它使用着一种叫做“吠陀语”的古老梵语，是后来古典梵语的源头。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西方学者在对梵语的研究中重构出一个印欧语系的同时，也推测出一个约公元前2,000多年从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入侵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民族。　　　　以吠陀为经典的雅利安人似乎和西迁伊朗高原的波斯人同源并有过敌对关系。吠陀语和古波斯圣典《阿维斯塔》（Avesta）的语言关系极其密切，且名字之间通过否定前缀“a”而具有相反对的含义。吠陀里面的神（Sura）的敌人阿修罗（Asura）和《阿维斯塔》里面的大神阿胡拉（Ahura）是同一个词；吠陀里的神（Deva）在《阿维斯塔》里面就是魔鬼（Daeva）。此外，也有一些语言学和神话学证据证明他们和公元前18世纪出现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关系密切。　　　　吠陀文学是以四部吠陀本集（Vedasa/hitq）作为基本文本流传下来的，大约完成于公元前1,500—1,000年前后。四吠陀主要是诗体，是口传文学，它们被称为真言（mantra），这个词后来专指咒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以颂歌为主，《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以祭祀祷词为主，而《阿达婆吠陀》主要是巫术咒语诗。吠陀的声音被当作永恒的神的语言，在印度婆罗门口中原封不动地传承了几千年，而被写在纸上来研究，只是19世纪以来的事情了。四吠陀里涉及的地域画出了雅利安人的扩张线路图，最古的《梨俱吠陀》和稍晚的《娑摩吠陀》的仅仅涉及了阿富汗东部直到北印度旁遮普的所谓“七河”地区，且喜马拉雅山的名字常被提到，《夜柔吠陀》则到达了恒河流域，而《阿达婆吠陀》则已经进入印度东部的孟加拉地区。　　　　在四吠陀之后，产生了以阐释吠陀为名的各种散文为主的著作：《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它们用吠陀语发展来的古梵语写成，叫做吠檀多（Vedqnta,意为“吠陀之尾”，“吠陀之后”），充满了智性的光辉，是包括佛教思想在内的几乎一切后世印度思想的源泉，其中《奥义书》尤为杰出。此外，还有用于解释吠陀的六“吠陀支”，即礼仪、语音、语法、词源、诗律和天文诸学。其中礼仪分成天启、家庭、法等三经，称为“劫波经”。它们都被视为吠陀文献。　　　　在大约与我国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相当，北印度以雅利安人为主的部落逐渐演变为国家，形成十六“大国”和许多小国，随后，由于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希腊人入侵的刺激，兴起于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逐渐统一北印度，最后出现了由印度人自己建立起的唯一的大帝国——孔雀王朝（公元前324—185年）。此间印度思想在奥义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数论、瑜伽、正理、胜论、弥曼差、吠檀多等正统六派哲学，以及不承认吠陀神圣的“沙门思潮”，后者分成顺世论、生活派（正命派，佛教称之为邪命外道）、耆那教和影响广被的佛教等分支，其中耆那教和佛教在后世的发展中形成它们独特的文学体系。　　　　佛教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而由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对佛教的支持与大规模向境外派遣传教师，使佛教广泛传播，成为国际信仰，而印度的文学则随着佛教的流传而潜移默化地渗入周边各民族的文学里。　　　　佛教经典在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陀去世以后开始结集，耆那教的经典按照其自己的说法，大约也在同一时期或稍晚些时候开始汇编。这两个宗教的典籍所用的语言分别是某种接近但不同于梵语的民间俗语，充满了文学色彩。在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出现了印度最早的书写形式——阿育王的碑铭。大概在这前后，以一种叫做巴利语（Pqli）的北印度俗语为载体的早期佛教经典传到了斯里兰卡。　　　　古代印度社会的基本框架—种姓制度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强调和固化，这主要表现在法经、法论的产生上。法经产生于公元前六到三世纪，法论是对它的增订和阐释，最古老的法论是约公元前二世纪的《摩奴法论》（Manusm3ti），它主要谈论人生四阶段（梵志、居家、林栖和出家）的责任、统治者的职责、种姓的起源、民法和刑法、惩罚的方式等，其中心思想是种姓制度。种姓是印度文化标志之一，原文是Varza，意为颜色。《梨俱吠陀》里提到过“雅利安色”和“达娑色”。在《梨俱吠陀》里有一首被认为是后加进去的部分叫《原人颂》，说的是诸神以原始巨人补卢沙祭祀，“他的嘴变成婆罗门（Brqhmaza），双臂变成罗阇尼耶（Rajanya即刹帝利K2atriya），变成吠舍（Vai2a），双脚生出首陀罗（![dra]”。其中婆罗门是祭祀颂神以与神界交流的祭司；刹帝利是王侯和武士；吠舍是从事农牧业者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农民、从事渔猎和剃头、屠宰等各种“低贱”职业者，或者奴隶、仆役。《原人颂》被认为是《法经》、《法论》思想在吠陀编辑中的反映，是种姓制度的最早依据。　　　　考底利耶（Kauwilya）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利论》（Artha1astra）是讨论统治术的梵语散文体政治著作，它与三世纪筏蹉衍那(Vatsyayana)论述男女爱欲的《欲经》(kamas[tra)一起构成印度传统人生四大事（法、欲、利、解脱）的世俗部分，在整个印度文学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这是一个文学的大时代，两部波澜壮阔的梵语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其中《摩诃婆罗多》十万颂，《罗摩衍那》二万四千颂，翻译成汉语每颂四行诗。其丰富性和深刻性远非两本小书就可囊括的荷马史诗可以比拟。　　　　这两部大史诗是后世印度口传文学的丰富源泉。它们的插话传统开创了印度故事的“故事套故事”的经典模式。它们里面的人物进入印度教那拥挤的万神殿，直到今天依然矗立在印度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供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参拜，无数的节日都来自于这两大史诗，无数的说书艺人操着各种印度现代语言在唱着这些古老的故事，塑造着印度人的价值、思维、梦想和行为，参与着每一个印度梦境的生成。现代印度之父圣雄甘地在被刺杀的时候，呼唤的正是作为神的罗摩的名字。而且，它们的故事经过长途旅行，被过滤、变形、改造，促成了无数东方文学的伟大作品的问世。《罗摩衍那》里面的哈努曼形象和猴王孙悟空的形象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大史诗使用一种比较通俗简易的梵语，具有很强的俗语特点。不同于史诗梵语的印度雅语——古典梵语也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约西元前四世纪的波你尼（Pazini）的《八章书》（A2wqdhyqy]），又名《波你尼经》（Pazinisutra））总结了几乎一切梵语语言现象，从语音、语法、词法里发现并阐发了语言的形而上理性，编织出一张严密的声音符号的网络，凭着对声音所从来的器官和发生过程、声音之间的联合方式以及语言内在结构和理性的高度敏感，理清了人力难及的、类似于数学的说话或者心理之维，成为解释人类语言空前绝后的巅峰之作。《波你尼经》事实上是印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折服和启发现代西方智识的真正管键，它夺目的光辉照亮了比较语言学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思想、文艺和相应的学科领域。　　　　在雅利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候，南方印度半岛上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在雅利安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学。他们的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系，迥异于北方梵语系统所属的印欧语系，主要有泰米尔语、卡那尔语、泰卢固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其中泰米尔语传统最悠久，它的文学的黎明是西元前五到二世纪的桑伽姆文学，是一种丰富优美的诗歌文学。桑伽姆之后，文学创作之光在印度半岛上的达罗毗荼人中间黯然退隐，直到彻底印度教化之后虔信运动开始的十一二世纪才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　　　　总之，正是南亚次大陆上这丰富深沉的文学根系滋养了印度文明的大树，使它和中国文明一样，即使遭受无数灭顶之灾，也不间断地一直存活至今，并且以四散的光芒泽被了整个人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