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为欧拉写传记？

看过这个人的一些介绍
很震撼
希望能读一读他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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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一个伟大的灵魂——《数学家欧拉传记》读后
在数学的领域内，整整一个18世纪都可以称之为欧拉的世纪。欧拉是18世纪数学界的中心人物，他是继牛顿（Newton）之后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欧拉把由伯努利家族继承下来的莱布尼茨学派的分析学内容进行整理，为19世纪数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还把微积分法在形式上进一步发展到复数范围，并对偏微分方程，椭圆函数论，变分法的创立和发展留下先驱的业绩。在《欧拉全集》中，有17卷属于分析学领域。他被同时代的人誉为“分析的化身”。幼时学习所谓“奥数”之时，因为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而和欧拉相遇又匆匆相别，不想，一别就是十年。及至上得大学，因为刘老师的缘故，才又有机会重新追寻这个巨人的背影。手边的这本《数学家欧拉传记》，一拿起就再也无法放下，一个真实的欧拉，一个生活的而不仅仅是数学的欧拉向笔者走来。
在这本传记里，曾提到这样一件逸事：欧拉刚入小学的时，有一次他问神学老师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老师回答说 ：“上帝也不知道，但是那是上帝亲手镶嵌上去的”。欧拉则更加疑惑了：上帝既然可以镶嵌上去，为什么却不能数清楚？他不停的追问却换来了老师的处罚，因为他居然质疑上帝的权威……突然就想起了梁漱溟，梁先生以小学之学历，被礼聘为北大之教授，不久即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名震中外，但是梁先生却一直强调“吾非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欧拉正是从小就使得自己的理性得到“澄明”，他的敏锐的问题意识与他的科学研究伴随一生，问问题，这其实才是最关键的“学问”；反观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所谓的“素质教育”，所有问题都追求一个标准的答案，学生的很多与生俱来的理性之光因而蒙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启蒙时代不是过去了，而是还没有来临。即使是在数学这样的“规范科学”领域，问题与质疑也是必要的，波普尔的科技哲学研究早已指出：能够证伪的命题才是有可能被证实的，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科学主义”的思潮，“科学主义”恰恰是最不科学的。
根据书中的表述，欧拉不愧为科学史上最多产的自然科学家之一，在他那不懈追求科学的一生，共写下了886本书籍和论文，其中分析、代数、数论占40%，几何占18%，物理和力学占28%，天文学占11%，弹道学、航海学、建筑学等占3%，彼得堡科学院为了整理他的著作，足足忙碌了四十七年！欧拉著作的惊人多产并不是偶然的，他可以在任何不良的环境中工作，他常常抱着孩子在膝上完成论文，也不顾孩子在旁边喧哗，他那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他在双目失明以后，也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在失明后的17年间，他还口述了几本书和400篇左右的论文，以至于就连“数学王子”高斯也说：“研究欧拉的著作永远是了解数学的最好方法。”
关于欧拉的失明问题，令笔者尤为关注：过度的工作使欧拉得了眼病，并且不幸右眼失明了，这时他才28岁。1741年欧拉应普鲁士彼德烈大帝的邀请，到柏林担任科学院物理数学所所长；1766年，在沙皇喀德林二世的诚恳敦聘下欧拉重回彼得堡，不料没有多久，左眼视力衰退，最后完全失明。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1771年彼得堡的大火灾殃及欧拉住宅，带病而失明的64岁的欧拉被围困在大火中，虽然他被别人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但他的书房和大量研究成果全部化为灰烬了。沉重的打击，仍然没有使欧拉倒下，他发誓要把损失夺回来。在他完全失明之前，还能朦胧地看见东西，他抓紧这最后的时刻，在一块大黑板上疾书他发现的公式，然后口述其内容，由他的学生特别是大儿子A•欧拉笔录。欧拉完全失明以后，仍然以惊人的毅力与黑暗搏斗，凭着记忆和心算进行研究，直到逝世，竟达17年之久。上帝可以夺去欧拉的双眼，但是夺不走那一颗勇敢的心……这一刻，不禁想起了陈寅恪，想起了陈先生与欧拉相似的遭遇、不同的结局：陈先生在双目彻底失明后，在“新中国”里只能通过“颂红妆”的方式派遣心中的苦闷，三尺讲台竟也容不下这样一位真正的大师！欧拉在双目失明后的17年还能继续进行前沿的科学研究，陈先生则只能寄情于“钱柳姻缘”的笺证中，而无法再研究他已经初具规模的隋唐史。“念欧拉，叹寅恪”，又怎能不使人黯然神伤呢？
欧拉不仅具有数学家严谨的科学逻辑，更具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在学术研究上，他无偿的提携后进——拉格朗日是稍后于欧拉的大数学家，从19岁起和欧拉通信，讨论等周问题的一般解法，这引起变分法的诞生等周问题是欧拉多年来苦心考虑的问题，拉格朗日的解法，博得欧拉的热烈赞扬，1759年10月2日欧拉在回信中盛称拉格朗日的成就，并谦虚地压下自己在这方面较不成熟的作品暂不发表，使年青的拉格朗日的论文得以发表和流传，并赢得巨大的声誉。欧拉写的科学研究论文文笔流畅，思维清晰，蕴人文之意与科学之中。在欧拉晚年的时候，他被欧洲所有的数学家当作老师，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曾说过：“欧拉是我们的导师。” 欧拉作为一名学者，完全达到了费希特的标准：“学者从这最后方面看，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他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科学家的人文情怀，在民国时期的那些著名的学者身上也无不具备：李四光、竺可桢、丁文江、翁文灏、侯德榜、钱伟长等等；可是反观现在，一方面，在高中过早的文理分科，“学好数理化，打遍天下全不怕”致使理工科的学子们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一方面，科学家转变成科技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们又日益“专业化”，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必不可少的人文情怀，按照班达的说法，这简直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越是走进欧拉，越是感悟着欧拉高尚的灵魂，笔者就越是明白为什么聪明的中国人（限于大陆）总是得不到科学研究的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而台湾的李远哲先生却能获此殊荣。
1783年9月18日下午，欧拉为了庆祝他计算气球上升定律的成功，请朋友们吃饭，那时天王星刚发现不久，欧拉写出了计算天王星轨道的要领，还和他的孙子逗笑，喝完茶后，突然间，烟斗从手中落下，口里喃喃地说：“我死了”，欧拉终于“停止了生命和计算”，一个伟大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可是我们呢，我们的理性还因为承受着意底牢结的束缚而蒙尘，那一抹“午夜的幽光”何时又能烛照我们那卑微的灵魂呢？
或许，现在探寻欧拉这伟大的灵魂，就是笔者澄明自身理性的一步吧。

数学家欧拉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