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是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

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是如何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金融研究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专门成立的。在那段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都守着电脑终端，监测和分析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每一变化。l998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就是在办公室中度过的。也是在l 998年，我的一个朋友到美国出差，给我带回了索罗斯先生《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一书，阅读之后我感到索罗斯先生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尤其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颇有独到和精辟之处。我译出了其中的一些章节，送给有关领导参考。当时我就很想翻译全书，但那时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但是，我没有停止对那次危机的思考，我总觉得危机背后有一些更深的问题还没有被认识，更谈不上解决。我向商务印书馆建议翻译《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我很感谢商务印书馆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很快批准了我的翻译申请和计划，去年冬天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但由于索罗斯先生要修订此书，因而未能出版。今年年初，当我从商务印书馆拿到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的修订本，即本书《开放社会：变革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后，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并当即决定由我来翻译这本书。
这本书译得相当艰苦。我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工作，众所周知，这是中央银行的核心部门。工作非常紧张，需要全神贯注，经常要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这本书主要是利用深夜回家之后的时间和节假日完成的。
亚洲金融危机使索罗斯先生在中国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人认为他是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神，有人认为他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金融大鳄”一词大概就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含义。然而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十分敏感、富于想象力、悲天悯人的思想者，一个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学者，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个十分精明的商人；一个唯利是图的金融投机者。索罗斯的确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正如他在本书所说：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
在本书中，索罗斯先生从“反射性”、“可错性”等一系列概念出发，通过对与供给和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均衡理论的颠覆性批判，彻底否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一一微观经济学(索罗斯把它形象地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其“开放社会”的理论架构。
索罗斯先生开放社会的思想基础是，由于我们的理解力天生就是不完善的，我们设计缺陷的制度总会有缺陷，完美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我们只能选择次优：一种不完美、但愿意并可能被不断改善的社会一一开放社会。索罗斯先生还指出，可错性理论之所以难以被世人接受，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完美、永恒和终极其理的追求过于执着。事实上，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完美和永恒，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但生命却会给了我们认识和改善的无限机会，尽管它也是不完美的。认识到人类的可错性和不完备性对于我们的思维发展和社会进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所存在的缺陷和危机，认为它们均源于市场原教旨主义错误的价值观和认识论。哲学的本质决定了终极真理和永恒答案都是不存在的，然而由于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就希望用它来解决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而使市场价值侵入到了原本由非市场价值主宰的领域，包括人际关系、政治、法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和医学等专业领域。也就是说，市场价......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