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方语言

古代的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每个朝代都一样吗？
在江湖中各家操的是方言来交流，还是有统一的语言来交流，比如华山论剑，是各家说各家方言，还有有专门的黑话？

当今中国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普通话的基础就是北京话。中国官方语言的这个传统大概从元代就开始了。但是，元代以前，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确切的历史记录。
　　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建立始于秦朝，但是，历史记载显示，秦朝只统一了文字，所谓“书同文”，而没有统一语言。直到今天，中国各地方言差异很大，也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秦朝以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夏商周的官方语言应该相对统一，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独立王国基本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官方语言。齐楚燕韩赵魏秦，再加吴越等，各个朝廷的官方语言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么秦朝以后，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中央朝廷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呢？按照常理，秦朝的官方语言也许应该是以陕西、咸阳方言为基础的某种语言吧。西安作为历史古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元代以前，中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应该是陕西话，或者西安话。
　　之所以要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时，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诗歌非常讲究音律和平仄，那么，这种音律和平仄是按照那种语言制定的？换句话说，李白的诗应该用什么语言念更符合音律和平仄？今天，我们念李白、杜甫的诗，毫无例外地使用的都是普通话，但是在唐朝的时候，李白在朝廷之上，要求高力士为他脱靴再做诗的时候，他使用的什么语言？我们用今天的普通话念“看书”这个词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发音，在陕西话里就是“砍树”。那么，当唐朝人写下“砍树”这个词，我们今天念的时候，应该是念成普通话的“砍树”，还是“看书”？虽然这种区别对于今天我们读古文、念古诗似乎也没多大区别，但是，在我们研究古代诗歌音律的时候，这个区别就非常重要了。
　　宋朝的苏东坡诗名很高，苏东坡是四川人，我听过用四川话念苏东坡的诗，很有味道，不比用今天的普通话念逊色。然而，我们能够肯定苏东坡诗词的音律就是按照四川话的发音吗？好像也没有充分的理由。
　　宋朝还有一个诗人叫周敦颐，也就是写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那个人。历史记载说，周敦颐的诗歌是语言和音律配合最好的。今天我们用普通话来念周敦颐的作品，这种感受并不明显。所谓语言和音律的配合，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让大家有所体会。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有一首歌叫做《在蘑菇的小姑娘》，谷建芬说，她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念歌词，在念的语调中找到音乐旋律。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唱腔和念白真的非常接近，这也是这首歌曲琅琅上口的原因之一。可惜现在很多作词、作曲的人，不太懂这个道理。回到周敦颐的问题上，古人评价周敦颐，说他的诗歌和音律最贴近、最符合，用今天的普通话我们难以感受，也许合理的解释就是，周敦颐的诗歌最适合的语言可能不是今天的普通话。
　　作为语言学的学术研究，中国的语言在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制定标准语音的事件，一次在汉朝，一次在宋朝。但是，那时候的语音规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模糊的。例如汉朝的《说文解字》，对于字音的注释，今天看来就不够精确。举一个例子，按照《说文解字》的主音规则，“刘”这个字的发音可以注释为“李楼切”，也就是“李”的声母同“楼”的韵母相切。但是，“六”似乎也能这么注音。当然，“六”更适合的注音也许是“李漏切”，然而，当我们不知道“李”、“楼”、 “漏”的标准发音时，又如何能获得“刘”、“六”的准确发音呢？《说文解字》的注音法，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循环，你只有掌握“李、楼、漏”的发音，才能掌握“刘、六”的发音，但是，要掌握“李、楼、漏”的发音，你还必须先掌握其他字的发音。这种注音的循环状况，缺少了今天小学生先学音标的标准化过程。同样是“李楼切”，用普通话读，和用四川话读，用广东话读，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难以达到统一语言发音的效果。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不符合音律的现象，他们往往用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带过了——古代发音和今天的发音不同。而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古代官方语言和今天官方语言的不同。
　　由于没有录音设备，要探究古代的官方语言的发音，似乎少了必要的基础。但是，还是有一些语言的遗迹是可以供今天研究的。
　　在语言学中有一种叫做“语言孤岛”现象。例如杭州话。熟悉江浙一带方言的人都会知道，杭州话在江浙地区比较特别，它和邻近地区的方言有较大的区别，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儿化音”特别多。“儿化音”其实是北方语言的重要特征，杭州话里的“儿化音”其实是南宋时期，杭州（临安）作为首都，来了大批以皇族为代表的北方贵族，北方语言成为南宋临安的官方语言，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百姓语言，才使得杭州城里的语言，同邻近地区的语言产生较大的差异。由于在语言上向官方语言倾斜的趋势，还使得杭州话里的“儿化音”甚至比北方话还要突出、强调，比方说“棍儿”、“袋儿”等杭州话，其“儿”字的发音非常突出，有点故意强调的意思。此外，南京话也有这种倾向。因为，我相信朱元璋即使登上了宝座，也还是说着他的苏北话，连他的很多亲信大臣都是苏北人，明初朝廷里的官话应该是苏北话。知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话才成为朝廷的官话。而作为陪都的南京，政府机构一应俱全，大量的北方官吏看守养老，北方话自然也就大大影响了南京本地话。
　　还有一种是南方地区较多的客家人和客家话。所谓客家人就是外来人口，他们是很多年以前由于北方战乱等原因集体迁入南方的，至今，客家话与当地话依然有很大的区别。有理由相信，客家话中保存了大量当年北方话的发音。也许，在研究客家人的迁徙规律及当即的语言存遗时，有可能可以找到不少古代语言的痕迹。即使不是那些客家话，仅仅是现在的南方方言中，古代语言的发音也大量地保留着。比方说现代的普通话很少还有用“衣裳”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唐宋时期却经常使用，至今，在江浙地区的方言中，几乎没有用“衣服”这个词的，大多依然是“衣裳”，而方言中“衣裳”的发音与普通话也不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方言中的“衣裳”的发音更接近古代发音呢？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参照研究的就是周边国家的语言，尤其是日本。日本语言从文字到发音都与中国语言文字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日语的形成大致是中国的唐朝时期，因此，日语的发音很可能保留了一些唐朝的语言。甚至有人研究说，日语的发音更接近唐朝时期江浙一带的语言。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研究。虽然这不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它对于中国的诗歌、民间戏剧的研究是很有益处的。本人的博客上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连载，《一个有思想的嘴巴》，上半部分说的是“吃”，下半部分说的就是“说”，当然，由于时间有限，这个闲情逸致的话题还没有写完。时候，基本上就是念歌词，在念的语调中找到音乐旋律。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箩筐”唱腔和念白真的非常接近，这也是这首歌曲琅琅上口的原因之一。可惜现在很多作词、作曲的人，不太懂这个道理。回到周敦颐的问题上，古人评价周敦颐，说他的诗歌和音律最贴近、最符合，用今天的普通话我们难以感受，也许合理的解释就是，周敦颐的诗歌最适合的语言可能不是今天的普通话。
　　作为语言学的学术研究，中国的语言在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制定标准语音的事件，一次在汉朝，一次在宋朝。但是，那时候的语音规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模糊的。例如汉朝的《说文解字》，对于字音的注释，今天看来就不够精确。举一个例子，按照《说文解字》的主音规则，“刘”这个字的发音可以注释为“李楼切”，也就是“李”的声母同“楼”的韵母相切。但是，“六”似乎也能这么注音。当然，“六”更适合的注音也许是“李漏切”，然而，当我们不知道“李”、“楼”、 “漏”的标准发音时，又如何能获得“刘”、“六”的准确发音呢？《说文解字》的注音法，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循环，你只有掌握“李、楼、漏”的发音，才能掌握“刘、六”的发音，但是，要掌握“李、楼、漏”的发音，你还必须先掌握其他字的发音。这种注音的循环状况，缺少了今天小学生先学音标的标准化过程。同样是“李楼切”，用普通话读，和用四川话读，用广东话读，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难以达到统一语言发音的效果。对于语言学家来说，古代文学作品中很多不符合音律的现象，他们往往用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带过了——古代发音和今天的发音不同。而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古代官方语言和今天官方语言的不同。
　　由于没有录音设备，要探究古代的官方语言的发音，似乎少了必要的基础。但是，还是有一些语言的遗迹是可以供今天研究的。
　　在语言学中有一种叫做“语言孤岛”现象。例如杭州话。熟悉江浙一带方言的人都会知道，杭州话在江浙地区比较特别，它和邻近地区的方言有较大的区别，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儿化音”特别多。“儿化音”其实是北方语言的重要特征，杭州话里的“儿化音”其实是南宋时期，杭州（临安）作为首都，来了大批以皇族为代表的北方贵族，北方语言成为南宋临安的官方语言，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百姓语言，才使得杭州城里的语言，同邻近地区的语言产生较大的差异。由于在语言上向官方语言倾斜的趋势，还使得杭州话里的“儿化音”甚至比北方话还要突出、强调，比方说“棍儿”、“袋儿”等杭州话，其“儿”字的发音非常突出，有点故意强调的意思。此外，南京话也有这种倾向。因为，我相信朱元璋即使登上了宝座，也还是说着他的苏北话，连他的很多亲信大臣都是苏北人，明初朝廷里的官话应该是苏北话。知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话才成为朝廷的官话。而作为陪都的南京，政府机构一应俱全，大量的北方官吏看守养老，北方话自然也就大大影响了南京本地话。
　　还有一种是南方地区较多的客家人和客家话。所谓客家人就是外来人口，他们是很多年以前由于北方战乱等原因集体迁入南方的，至今，客家话与当地话依然有很大的区别。有理由相信，客家话中保存了大量当年北方话的发音。也许，在研究客家人的迁徙规律及当即的语言存遗时，有可能可以找到不少古代语言的痕迹。即使不是那些客家话，仅仅是现在的南方方言中，古代语言的发音也大量地保留着。比方说现代的普通话很少还有用“衣裳”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唐宋时期却经常使用，至今，在江浙地区的方言中，几乎没有用“衣服”这个词的，大多依然是“衣裳”，而方言中“衣裳”的发音与普通话也不一样，是不是可以说，方言中的“衣裳”的发音更接近古代发音呢？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参照研究的就是周边国家的语言，尤其是日本。日本语言从文字到发音都与中国语言文字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日语的形成大致是中国的唐朝时期，因此，日语的发音很可能保留了一些唐朝的语言。甚至有人研究说，日语的发音更接近唐朝时期江浙一带的语言。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古代的官方语言，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研究。虽然这不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但是，它对于中国的诗歌、民间戏剧的研究是很有益处的。本人的博客上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连载，《一个有思想的嘴巴》，上半部分说的是“吃”，下半部分说的就是“说”，当然，由于时间有限，这个闲情逸致的话题还没有写完。

不一样

民族共同语即官方语言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和春秋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左传》《孟子》中都有一些用雅言解释方言的例子。 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也叫“凡语”“凡通语”或“通名”，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隋、唐时代，人们做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 明清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官话”最早用于官场，后来也流行于民间。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民族共同语是在某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