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筏与书谱在书法史中的作用

书筏与书谱在书法史中的作用

书筏》以随笔及札记的形式表达其书法美学观。凡二十八则，每则少者十余言，多者亦不外七十字，全文只有九百七十余字，却综合了笔法、墨法、结构、章法等问题，充满艺术的辩证法。关于“布局”，作者以为：“匡廓之白，手布均齐；散乱之白，眼布匀称”，倘若“画能如金刀之割净，白始如玉尺之量齐”，欲使“精美出于挥毫，巧妙在于布白，体度之变化由此而分”，由画理而贯通书理，相举并论。以“黑圆而白方，架宽而丝紧”，“黑之量度分，白之虚净为布”等画法中构图的原理，分析挥毫布白与艺术效果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书法内部计黑留白、虚实互补的蕴涵，证明了书画同源、同理。关于“章法”，云“起笔为呼，承笔为应。或呼急而或呼缓而应速”，辨析了“呼应”之间的关系；云“活泼不呆者其致豁，流通不滞者其机圆。机致相生，变化乃出”，指明了“变化”之中的起因；“真行、大小、离合、正侧、章法之变；格方而棱圆，栋直而纲曲，佳构也”等语，则介绍了各体“变化”之中的际效果。至于“名手无笔笔凑？白之字，书家无字字叠成之行”和“一字千字，准绳于画；十行百行，排列于直”等语，则进一步综合了“呼应”和“变化”等规律的普遍性。关于“运笔”则云：“横画之发笔仰，竖画之发笔俯，撇之发笔重，捺之发笔轻，折之发笔顿，裹之发笔圆，点之发笔挫，钩之发笔利，一呼之发笔露，千应之发笔藏，分布之发笔宽，结构之发笔紧”，总括了“发笔”的主要特征；而“横之住锋，或收或出；竖之住锋，或缩或垂；撇之出锋，或掣或卷；捺之出锋，或回或收”等，则概述了“收笔”的主要特征。还揭示了“发笔”与“收笔”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入剖折了“书亦逆数焉”之“奥秘”。关于“结构”之要点，作者又以“笔之执使在横画，宇之立体在竖画，气之舒展在撇捺，筋之融结在纽转，脉终之不断在丝牵，骨肉之调停在饱满，趣之呈露在勾点，光之通明在分布，行间之茂密在流贯，形势之错落在奇正”等论述，从较高的角度概括了书法艺术的“灵魂”。关于“用墨”，作者介绍了“磨墨欲熟，破水用之则活；蘸笔欲润，蹙毫用之则浊”等方法，又提出“肉托毫颖而腴，筋藉墨沉而润”的观点。并且，从实际出发，把圆、秀、腴、润归纳成用笔的基本要素，例举笔的优劣能损益字的筋骨，阐述了工具与技巧的相互关系，重视“中锋用笔”的“圆秀”效果，从而达到“四美俱备”的理想境界。文中对“动势”的描述，把运笔过程中的顺逆、起落、转折、掣顿、伸屈、拔季、束拓、行停等对立因素，理解为相生相发、相反相对、相辅相成等转化关系，则是最为精彩的部分，是艺术辩证法的高度体现。文未有王文治跋云：“此卷为笪氏书中无上妙品，其论书深入三昧处，直与孙虔礼先后并传，《笔阵图》不足数也。”可见前人已推崇至极
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
《书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相当高，孙过庭的书法上追“二王”， 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历代予以很高评价。宋米芾评道：“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
清朱履贞：“惟孙虔礼草书《书谱》，全法右军，而三千七百馀言，一气贯注，笔致具存，实为草书至宝。”（《书学捷要》）
王世贞云：“《书谱》浓润圆熟，几在山阴堂室。后复纵放，有渴猊游龙之势。”《书概》然因过于圆熟，也得到“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的批评(《述书赋》)。
《书谱》墨迹为一卷，历代均有摹刻本，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拓《书谱》是上卷残本，摹刻精良，且首行至第二行较墨迹多17字，可补墨迹之缺。原石早佚，该拓系海内孤本。拓本有张伯英、罗惇、林志均、马叙伦、齐燕铭等跋，钤“石门吴乃琛尽忱珍藏”、“陈叔通”等印。共14页，每页8行，行10至14字不等。每页尺寸纵31cm，横22.3cm。

我认为是 承前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