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刘对庆阳农耕文化的影响

公刘对庆阳农耕文化的影响

1、周人在庆阳教民稼穑，开创了先周农耕文化的先河，使庆阳由以牧业为主的游牧区变为以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对后来庆阳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刘迁豳，即今宁县城西之庙嘴坪，故称公刘邑。据《史记》所述，这里也本是戎狄之间，应是游牧地区。经公刘的利用改造，始由畜牧地区转成为农业地区。《诗·公刘》对公刘在豳经营农业过程的描述也显示出这里原来皆是一片草原，赖公刘的开垦始能广为种植。到古公亶父（周太王）“去豳，止于岐下”时又复为游牧地区。
2、家养牲畜的传承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家畜家禽的饲养和繁殖。周人来到北豳后，开始大量养猪。豳字从山从豕，即山中有野猪。由于公刘提倡家家养猪，后来养猪就成了家的象征。家字从穴从豕，即指在窑洞中养猪。《公刘》篇中有“执豕于牢”之说，就是指把猪养在圈里。养羊养牛，早已是戎狄民族的主业，周先祖为姜所生，姜人之后，姜即放羊女、放羊人，所以周人也早有养牲畜的习惯和传统。他们到北豳后，畜牧业得到了更大发展。当今，庆阳驴、早胜牛、环县滩羊、子午岭黑山羊驰名省内外。北部山区养羊几乎是每个家庭的主业，每年冬初杀羊敬山神，腊月杀猪敬灶神的习俗延续至今。
3、是经济林栽植的传承。庆阳市经济林树种繁多，历史也很悠久，相当多的经济林品种来自周先民的栽植和培育。《七月》篇有“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及“蚕月条桑”等诗句，是说：姑娘手提竹筐，沿着边墙小路去采柔嫩的桑。桑树是庆阳的乡土树种，从先周至今，几千年来庆阳人一直有栽桑养蚕的习惯。现在全市有本地桑和引进桑30多个品种，栽培面积10000多亩，1000多万株，正宁县最多，达4000多亩。桃、梨、枣、杏、李子等，自周先祖以来就是庆阳经济林的当家树种。传说，这是公刘访问西王母国时带回来的。如今宁县九龙川的黄甘桃、马莲河川的金枣、早胜原的曹杏等，都是地方名优果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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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周先世事迹，《史记·周本纪》记之最详。司马迁治鲁
　　《诗》，《周本纪》的史料得益于《诗经》所载之周代史诗。计有《大雅·生民》、《太雅·公刘》、《大雅·绵》、《大雅·文王》、《太雅·皇矣》、《大雅·大明》六篇。欲考证公刘旧邑，首先当本诸《周本纪》与周代史诗。《史记·周本纪》日：“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积蓄，民赖其庆，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践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8]未记公刘迁豳事，迁豳一事当首见诸《公刘》一诗。又记古公亶父去豳迁歧事日：“道去豳，度漆、沮，逾粱山。止於歧下。”[9]证之以《诗经》，则《大雅·公刘》曰：“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大雅·绵》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臻”、“率西水浒，止于歧下。”
　　上述文献所载把刘处豳、古公迁岐事，可确定为专有地名的凡八见，曰：豳、渭、漆、沮、杜、芮、歧、梁山。即“国于豳”、“豳居允荒”、“于豳斯馆”之“豳”；“自漆、沮，逾度渭”、“涉渭为乱”之“渭”；“自漆、沮度渭”、“自土沮漆”、“度漆、沮， 梁山”之“漆”、“沮”、“汭”、“杜”、“梁山”；“芮鞠之即”之“芮”(即汭)；“率西水浒，止于歧下”之“歧”。若能确证渭、漆、、杜、汭、歧、粱山的确切地理位置，则公刘旧邑自明。(一)对於“渭”、“歧”，古今学者所言无异，均指陕西之“渭水”及陕西之“歧山”。(二)“漆”、“沮” 据《诗》毛传：“沮、水，漆、水也”。言古公亶父“去之，粱山，邑乎歧逾山之下。”《诗》郑笺云：(公刘)“迁于豳，居沮漆之地。”朱熹《诗集传》曰：“沮、漆，二水名，在豳地”[11]《史记正义》曰：“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并引《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滚水出歧州普润县东南岐山蚊溪，东人渭。”[12]《史记集解》释“沮”引徐广曰：“水在杜阳歧山，杜阳县在扶风。”[13]郦道元《水经注》释漆水日：“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人于渭。”释沮水曰：“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过冯翊栩县北，东入于洛。”《汉书·地理志》也说：“直路县，沮水出县西，东入洛。”[14]由文献考证，漆自人渭，沮自入洛。漆水在陕西邠县西，邠县汉时名漆县，乃以水名县。沮水出陕西中部县西，亦名子午水，东流为沮水，入洛水。为雍州三川(即渭、洛、泾)之支流，其地皆在渭水之北，子午岭西麓南段及东南。(三)“杜”《大雅·绵》：“自土沮漆”之“土”，齐《诗》作“杜”，《汉书·地理志》于“右扶风杜阳”下班固自注曰“杜水南入渭，《诗》曰‘自杜’。”颜师古注曰：“言公刘避狄而来居杜与沮漆之地。”[15]先谦以为：“‘土’‘杜’古音通用。毛诗‘桑土’，韩诗‘桑杜’是也。汉漆邠县，今邠州治。杜阳县，今麟游县西北。漆杜并以水名县。”[16]杜水原出陕西麟游县西北杜山下，至乾县西会武水(又名武亭水，源出陕西永寿县西南石牛山)，南至武功而人渭水。可见，杜水与漆、沮二水亦在同一地理方位。(四)“汭”《大雅·公刘》末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周礼·夏官·职方》郑玄注引《诗》作“之即”，《职方》“泾汭”并称，郑注以为水名。朱熹《诗集传》曰：“芮，水名，出吴山西北，东人泾，《周礼·职方》作汭，鞠，水外也。”并释其义为：“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广矣。”[17] 汭水为泾水支流，源出甘肃华亭县西南陇山，东经崇信、泾川、长武而人泾。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胡渭云：“泾水东南流．至州长武县。芮水自平凉府灵台县界流泾县南。而东注于泾。公刘所居故豳城，正在二水相会内曲之处也。”[18]言豳城在邠县长武一带。(五)梁山《史记·周本纪)所言古公亶父“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歧下。”证之以《绵》：“民之初生，白土沮漆”、“率西水浒、止於歧下”，无不合。唯“逾粱山”史诗无载。《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粱山在雍州好畤县西北十八里。郑玄云：‘歧山在粱山西南。’然则粱山攒长，其东当夏用，西北临河，其西当歧山东北，自豳适周，当逾之矣。”[19]雍州好畤县即今陕西乾县，“汉置，北周省，故城在陕西乾县东十里，有村名好畴村，盖即汉县所在。秦时雍东有好畸，废不祠。”[20]我国地名“梁山”凡九见，在陕西有二，一日乾县西北之粱山。一日韩城县西北之粱山。《诗经》中“粱山”止有一见，即《大雅·韩奕》：“奕奕梁山，唯禹甸之。”《诗》中“梁山，左冯翊夏阳西北。”[21]《尚书·禹贡》云：“壶口治梁及歧”。《汉书·地理志》：“左冯翊夏阳，故少梁，禹贡粱山在西北。”陕西同州府韩城县西北，即汉县夏阳地。《大雅·韩奕》之“梁山”即今陕西韩城县西北之梁山。而《史记》所载“去豳，度漆、沮、腑粱山”之“逾粱山”必是乾县西北之梁山。《孟子·粱惠王》曰：“太王去豳，逾梁山”，与《史记·周本记》同。《禹贡锥指》言之甚详：“雍州有二粱山，一在韩城县西北，一在乾州西北，即孟子所云大王自邠逾粱，非禹贡之梁山也。”[22]
　　对于《史记·周本纪》所言“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此不窋所“奔”之“戎狄之间”与公刘所在之“戎狄之问”必为一地，即公刘迁居之前，不窋、鞠陶、公刘三代所居之地，虽不能理解为专有地名，但史有确解。《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之间所居之城也。”[23]“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不、公刘居之，古西戎也。”[24]庆州弘化县即今甘肃省庆阳县。明《嘉靖庆阳府志》，其成化十七年《序》：“庆阳古北豳之地”、“庆阳古兴周之地。”正德五年《序》曰：“庆阳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不窋所居，亦日北豳。”[25]清赵本植《庆阳府志》曰：“不，后稷之后，值夏德衰乱，窜居北豳，即今庆阳也。子鞠陶、孙公刘．俱历世为兹人。”据此可确解“戎狄之间”为“北豳”。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之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皆是。
　　至於《大雅·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中的“百泉”、“溥原”、“南冈”、“京”，皆为通名，非专有地名。“溥原”即太原，“南冈”即南面高丘，“京”亦高丘之意。“百泉”，《诗》毛传、郏笺及朱熹诗《集传》均视为通名，即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谓“泉，水也。今地理家言众永所聚，为得水也。”唐杜佑《通典》云：“百泉，汉朝那县地。”《大清一统志》“百泉废县”条下云：“在平凉县西北，《隋书·地理志》：‘平凉鄣统百泉县，后魏置长城鄂，镄黄石县。西魏改黄石为长城，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县改为百泉。’五代时县废。”[26]是明言“百泉”为隋大业何至唐五代时之地名。此前为汉之安定郡朝那县，后魏之黄石县，西魏之长城县。尚无“百泉”之名，五代后亦无之。此“百泉”非《公刘》“逝彼百泉”之“百泉”明矣。方玉润《诗经原始》引曰：“曹氏据杜佑云：‘百泉’在汉为朝郡县，属安定郡。在唐为百泉县，属平凉郡，当是其地因《诗》‘百泉’而得名。”[27]正是以《诗》众水汇聚之“百泉”附会隋唐之“百泉”。何玄子日：“不窋窜于西戎，其地即庆阳府是也。有不窋城，义有不窋冢，春秋时为义渠戎国。厥后公刘往迁于豳，盖道庆阳、平凉，而后选于西安府之邻州。邰州乃泾流所经，而百泉则人于泾水，自平凉而来者也，敌诗人咏及之。旧说但谓公刘自邰而迁豳，而百泉遂茫然不知其处矣。”[28]其公刘自北豳(庆阳府)南迁於南豳(邠州)之说，固有理据，而视《诗》“百泉”为平凉郡之百泉县，则与“逝彼百泉”诗义不合。逝者，往也，若果为平凉百泉，则《诗》应是“去彼百泉”而非“逝彼百泉”。显见系附会之辞。今人刘映棋先生进一步认为“百泉”即泾川县王村乡之百泉村，《公刘》“止旅乃密”之“密”亦为地名，在灵台县境内。于是说：“周人的祖先公刘率众从陕西的武功西迁到豳之后，首先是居住在泾川境内现今的王村乡百泉村一带，后来才渡过汭河发展到灵台县境内古时叫‘密’的地方。”[29]查“止旅乃密”之“密”，《诗》毛传释为“安也”，郑笺释其义为“校其夫家人数，日益多矣。”[30]朱熹《诗集传》云：“其止居之众日以益密”。[31]“密”皆非地名，而为众多义，刘先生之观点实无理据，非但于廓清史实无益，徒增传讹之效。
　　上所论列的五水二山及“戎狄之间”的地理方位得以确解，对《诗经》地名的错解得以辩证，则豳地何在亦当有一个客观的结论。漆、沮、杜、讷四水皆为雍州三川(渭、泾、洛)之支流，歧、梁二山均在陕西，一在歧山县，一在乾县，则“处豳”、“去豳”之“豳”必在陕、甘。即云“自漆担度渭”、“自土担漆”、“涉渭为乱”，则豳地必在渭水之北，漆、沮、杜流经之地。既云“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歧下”，则乾县梁山在歧山之东北，邠县漆水在乾县梁山之东北，豳地当在漆、沮之北。以山川形势论，当在子午岭西麓南段、东麓小部分地区。以地理区划论，当在今甘肃之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古北豳)及陕西之旬邑、邠县、永寿、长武(古南豳)等县。衡以山川地理形势及史志所载，无不切合。钱穆先生认为“豳”在山西汾辣之域与黄河之间，则《史记?周本纪》与周代史诗所记之“公刘处豳”、“太王徙歧”诸事均失其理据。诸事所系之五水二山亦擀格难通。即以“去嘲，度漆、沮，逾粱山，止于歧下”一语论之。钱先生认为“大王逾粱山，当在今韩城，歧山亦当距粱山不远也”假定豳在山西，古公亶父迁歧所逾之粱山为韩城之粱山．则必先渡黄河而西迁，而不是“度漆沮”，太史公记事当为“度河，逾粱山”，岂有舍大言小之理?况且以梁山、漆沮、歧山三地之地理方位论，离开山西而西渡于午岭南部之添、沮，又回头东越韩城之粱山．又西迁到陕西西部之歧山，其迁徙路线，于理牴牾难通。司马迁本陕西韩城人，对陕西的山川地理形势断不至于发生如此大的错误。若古公所越之粱山果为韩城粱山。则《周本纪》亦当记为“去豳，逾梁山，度漆沮，止于歧下”。即先逾粱山，后渡漆徂，岂有先度漆沮，后逾梁山之理？结论只能是古公亶父所逾之粱山必为乾县之梁山。即离开予午岭南部之离地，向西南渡过县漆水，又向西南越过乾县粱山，然后到达歧山周原，如此一解，怡然理顺。太史公所记不谬，《史记正义》所言极是，钱先生之结论大失理据，“公刘旧邑实在山西”说实难成说。由此推论，豳地不在山西明矣。

公刘，人称周老公。他是周先祖来庆阳后的第三代领袖人物，也是真正在庆阳这块黄土地出生的庆阳人。当他的祖父不宙和父亲鞠陶在庆阳定居、扩土、开展农耕的时候，他还未到人世。他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我们分析，公刘很有可能出生在今玄马乡樊家老庄村附近，后人称此地为天子掌。民间传说故事《鞠陶喜得公刘子》一文中说的也是这个地方。公刘，可以说是周祖中功绩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位领袖。他是整个豳地疆域的开拓者，古豳国的创建者，我国农耕文化的奠基者，更进一步说，“周道之兴自此始”。《史记·周本纪》对公刘的功绩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其德”。对于公刘在豳地的贡献，今天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扩大疆域，统一豳地；大展农耕，始兴周道。

参考资料：我们班基本是这么做得。据说吕给文科的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