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县秧歌对唱

临县秧歌对唱

伞头秧歌是中国北方众多社火秧歌中的一种。因以手执花伞者领头舞蹈和演唱秧歌，故称“伞头秧歌”。其主要流行在黄河流域的晋西和陕北黄土高原，具体指山西省吕梁市的临县、离石、柳林、方山、中阳、石楼，和陕西省榆林市的吴堡、绥德、佳县、榆林、米脂、子洲、青涧等十几个县、市，以及延安市，其中尤以临县最盛，因此又称“临县伞头秧歌”。主要特征　　一、原始性 　　伞头秧歌是古代腊日帷祭活动、春社活动、以及汉代兴盛起来的元宵节活动的复合，是原始宗教仪式在民间的遗存。 　　二、全民性 　　伞头秧歌的最初功能是向神灵祈福和驱鬼逐邪，歌舞的目的是娱神祈丰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秧歌的娱神功能愈来愈淡化，借娱神以娱人的目的愈来愈明显，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歌舞活动。秧歌队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充分体现出伞头秧歌的全民性。 　　三、狂欢性 　　闹秧歌是狂欢情绪的肝肠淋漓的宣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显露和释放，是对平常日子按部就班的规范性生活的临时突破，是黄土高原上盛大的狂欢节日。 　　四、艺术性 　　伞头秧歌是一种大型的民间歌舞活动，小则百八十人，多则数百人在伞头的带领指挥下，各自施展自己歌、舞、吹、奏才能且井然有序，是群众性歌舞活动的艺术大展示。这种艺术性，一是指组织工作的艺术性，二是指表演的艺术性，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集体艺术性。  它有着浓厚的祭祀遗俗。此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伞头秧歌“祭瘟神”的习俗，它与我国古代傩舞又有极为相似之处。据《吕氏春秋．季冬》载有“命有司大傩”句，高诱注释：“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后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曰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百二十人为伥子，皆赤帻皂制，执火，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者三过，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水中。”这种驱邪逐疫的歌舞活动，开始只在宫庭里举行，到春秋时已遍及乡村。《论语．乡党》篇载：“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指孔子穿着朝服，站在台阶上观看乡村的傩舞。 　　到目前为止，一些偏远山区，闹秧歌必先祭瘟，然后是跑院禳瘟，秧歌结束时（一般都是日落之后），还要举行送瘟仪式。即由社家事先制作一条小船，多为高粱杆扎成，并糊上色纸。讲究的地方用木头制成，船上设置灯和一纸人，象征瘟神，或者只写个瘟神的牌位。由秧歌队护送至河边，人们焚香叩拜之后，伞头唱一首送别秧歌，当即将纸船（或木船）放入水中漂走。送瘟之后秧歌活动便告结束。返回村时偃旗息鼓，大家谁也不再说话。此俗凡在黄河边上的村庄，都将瘟神送入黄河。离黄河远的山村，则用一只大红公鸡代替纸船发送瘟神，行至最高的山顶上将公鸡朝沟里放飞。 　　伞头秧歌这种“送瘟”遗俗，与古代傩舞的“逐疫”如此之相似，这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伞头秧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民间艺术，它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祭祀活动。    伞在现今秧歌队里的形状，实际已是几经变革的产物。民国年以前并不用花伞或雨伞，而用相当于古代的黄罗伞盖。著名伞头高万清先生曾在四十年代唱有“红罗伞挑落紫金盔”的秧歌词句。足见使用花伞的年代并不久远。黄罗伞是我国古代威严的象征，只有帝王出巡时才使用。所以秧歌队里的花伞除了作为导具使用外，亦是一种威风庄严的象征。 　　伞在秧歌队里的使用不独伞头秧歌，我国北方许多地方的秧歌亦有伞出现。山西介休县踩街秧歌中的伞是用红绸制成，顶端有一白锡圆锥，伞柄为一根两米长的红漆木棍，伞上刺绣着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图案，绿色丝绦缀在红伞周围。这一形状的伞又和伞头秧歌中的红罗伞十分相似。晋东南沁源县的“挑高秧歌”里，也有两个歌手，他们一人挑伞，一人摇响环，你唱我对，即兴编词，互相挑逗，越挑越高，故称挑高秧歌。此种演唱形式也和伞头秧歌极为相似。至于陕北黄河流域的大秧歌，则与伞头秧歌更为接近。所有这些使用伞的秧歌，实属同源而异流。 　　对于伞头的来历，民间有各种传说。一说是姜子牙打着神伞，带领各路神仙下凡拯救万民的象征，一说是紫微星刘秀手擎黄罗伞到民间巡视的模仿。这些均不可靠，倒是在《山海经．海外西经》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夏后启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意思是说后启乘驾着两条龙，在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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