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性美术和表现性美术的差异

再现性美术和表现性美术的差异

表现性意象和再现性具象 东方艺术是重表现的；西方艺术是重再现的。然而近世纪东方艺术由古典的、表现的转向现代的、再现的。西方艺术则由古典的、再现的转向现代的、表现的。这种东、西方艺术逆向发展的趋向，汇聚于全球化潮流中，预示着反方向回归。认识上隐约出现了艺术的“十字形”交叉线。 如同属肖像性绘画作品：梁楷（南宋）的《泼墨仙人》与17世纪荷兰通派维米尔的《站在窗口读信的女人》，前者是通过夸张、变形和狂放的笔意来表现的，后者是通过精确的写实手法，如达·芬奇所说的“绘画要象镜子般映照自然”。自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从那时起，西方美术很长一个时期都力图运用理性的数学方式实现对事物的模仿。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萨》这幅画里，再现性是与审美客体生命本质精微体现相联系的东西。 西方美术募仿的视觉可靠性还体现在透视问题，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科学的透视学和解剖学的兴起奠定了西方绘画再现法的基础，从拉斐尔的《圣母的婚礼》；曼特尼亚的《哀悼基督》；维米尔的《读信的妇女》；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列宾的《伏尔加纤夫》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透视学在西方绘画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绘画努力从科学天地中寻找如透视学、解剖学、光学、色彩学等学科渗透到绘画中去。西方绘画的审美趣味，在于真和美，真指对象的真实、环境的真实。它讲究比例、明暗、透视、解剖等等科学法则。 中国绘画总体上倾向于表现性，易经（公元前18世纪～7世纪）就以六条基本线的完形和断裂组成不同的图象。中国画的内涵、隐喻、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显示出中国艺术的重性灵、重“意在象外”，象外意、象外之情把艺术的审美对象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把艺术的传导力由再现转向表现。 中国绘画是尚意，西文绘画是尚形，中国绘画重表现，重情感，西文绘画重再现，重理性。 中国绘画的中心观念是“气韵生动”。“气”是画家的内在激情冲动“韵”是“气”表现在画面上的某种韵味、情趣。中国绘画讲传神，包括对象的内在精神，画家自己的主观情思。“传神说”从人物画移到了山水花鸟画，山水花鸟得到了人格化的表现。明朝唐志契说过：“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指的就是画家要表现自己的真性情。

简单点说：

再现美术就像照相一样，就是把生活原本地再现出来（当然，在再现的过程中，根据艺术的需要，可能存在取舍，以达到突出某种艺术效果的目的）。

表现美术就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融入画家的个人思考和情绪，以相对抽象（或者写意）的手法进行艺术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