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圣学校是公还是私

科圣学校是公还是私

宋初，官方忙于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地方割据势力，未开放地方官学的兴办，中央也只是继承了原来的国子监。到北宋中叶，统治秩序已基本稳定，于是先后有三次兴学之举：(一)庆历兴学由范仲淹(989-1052年)主持推动。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朝政，积极筹划兴学，当年九月奏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庆历新政的纲领，其中前四项都与科举教育改革有关。在范仲淹的推动下，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科举束于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呼吁兴学以培养人才。次年，朝廷正式下诏兴学，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这项措施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为应试举人取解的场所，进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第二，振兴太学，选用拥护新政的著名学者石介、孙复主持太学讲席，将胡瑗(993-1059年)的苏湖教法引进太学。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人，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在苏州、湖州两地州学讲学二十余年，主持苏湖州学期间，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声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明体达用，”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要学习六经经义，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于“达用”之学，学生可以主治一科，兼学其他科。胡瑗的苏湖教法，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最早的。第三、设立四门学，允许八品至庶人子弟入学，扩大了中小庶族地主子弟入学深造的机会。第四、改革科举考试方法。科举考试先策论，后诗赋。庆历新政实施不过一年多，便在旧官僚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下失败，兴学也告夭折。但毕竟促成了宋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一些改革措施对后世也有重大影响。(二)熙宁兴学宋神宗继位后不久，再次出现改革的政治局势，朝野上下就围绕着学校和科举如何培养、选拔人材的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开始了内容更为广泛、深入的变法运动。主持和推进熙宁兴学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王安石 (1021-1086年)。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进士出身。早在嘉佑三年(1058年)，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涉及教育、科举、吏治弊病的系统改革方案。王安石认为，造成当时社会种种弊端(如：财力日困、风俗日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材不足，用人不当。为此，他在上书中提出了“教，养，取，任”的造就人才的四项纲领：“教”是培养人才。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要使“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这样才能培养出“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养”是给人才以合理待遇。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要保证人才有充足的物质待遇，同时以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他们，对违反者以法制裁。“取”是选拔人才。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推荐、选拔，经严格考核，“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任”是任用人才。要根据人的专长任以适当职务，并“使之得行其意”，充分施展个人才干。只要胜任，就应保持稳定，不要频繁调动；如不称职，就应坚决罢免。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大计。此后，朝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兴学诏令。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太学体制。熙宁四年(1071年)，在太学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员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生员依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升舍。初入学为外舍生，原无限定名额，相当于预科生或旁听生，后定额为700人。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定员100人。平时有品行（“行”）和学业（“艺”）的考察记录，每月由任课教师举行“私试”，每年由学校举行“公试”，外舍生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内舍。内舍生定员200人，每两年由政府派员与学校会同举行上舍试，考试和平时行艺合格者可依次升入上舍。优等者荐入中书，上舍生可兼任学正、学录之职，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由太学主判、直讲荐于中书，直接作官，等于科举及第。其他人根据学业成绩，可分别得到免发解、免省试的待遇，等于减少了部分科举考试的程序。三舍法的实行强化了学校的职能，使在校的学业与前途直接挂钩，从而有力地保障了日常教学的进行，并使得学校教育的课业与考试更加规范化。王安石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