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胡亚权提出向全国所有特级教师赠送一年《读者》的方案得以实现，这份敬意很快得到了回报：几乎每位收到杂志的特级教师都写来了感谢信，第二年，学生订阅率上升20%。2000年，《读者》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当年平均月发行量再创新高，达到505万份。
2001年，彭长城出任常务副主编，一年后，就任主编。在此之前，他一直主理着《读者》的印刷与发行业务。在《读者》，没有谁比他更了解中国期刊市场的动向了，无论是分印的胜利还是广告的刊登以及原创版的问世，都与其努力密不可分。
《读者》发行量激增的同时，一家印刷厂、一家邮局印发的弊端开始显现，巨量的杂志在兰州完成印刷需要20多天时间，运到全国各地又需要很长时间，读者拿到当月杂志甚至需要40多天时间。多次争取之后，1988年，《读者》实现分印。
分印之后，彭长城又从激烈上演的家电价格大战中捕捉到讯号：有一天，期刊业的价格大战也会打响，当时一份《读者》售价1.5元，如果没有广告，很难维持低价位运行。但登广告，杂志社有人想不通，觉得“一个纯情少女遭到玷污，有了铜臭味”,为此还哭鼻子。但彭长城认为：一本杂志，只编稿件不经营，永远长不大，广告经营是一家杂志走向市场化的必由之路。几经商讨，《读者》终于登出了第一例广告。但什么样的广告可以登，《读者》却自己给自己设了很多限，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与杂志品位相符，为此剔除了很多广告客户。
至今发行量逾50万份的《读者》原创版，在2004年的时候只是《读者》的一个栏目，每期读者调查中，52%的原创文章进入读者最喜欢文章的前10名，原创栏目成为读者最受欢迎的栏目之一。当时《读者》已经拥有100位签约作家，后来又陆续签了许多作家。签约作家加上读者的投稿，出版一份原创刊物，成为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策划，《读者》原创版于2004年问世，2006年又从双月刊变成单月刊，再次成为中国期刊业的一个奇迹。
刊登“希望工程”公益广告、建立“读者林”、与美国《读者文摘》越洋对话、有奖订阅……透过《读者》成长历程中发生的这些事件，人们记住了“彭长城”这个留在《读者》最久的名字。一个团队除了三个代表人物，《读者》的背后，还有一个团队。
《读者》创立之初，办公条件很差。在《读者》度过21年编辑生涯的李一郎，至今记得1985年他到《读者》时的情景：“办公室漏雨，第一天晚上编好的稿子放在桌子上，夜里下了雨。第二天，蓝墨水洇成一片。漏得厉害的时候，有人打着伞办公。”
这样的简陋条件下，因为人少，几个编辑忙得没白天没黑夜。每天要看的图书期刊，摞起来有一米高，白天看不完，下班回家还要背回去五六捆。李一郎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最令李一郎感到欣慰的是，“自己选的文章可能影响了很多人，或多或少给社会留下一些痕迹。”
1986年，袁勤怀来到《读者》工作时，心里觉得挺好，“可以免费看杂志。”后来他发现，阅读一旦成为工作，就与预期想象大相径庭。从数以万计的稿件中选出一篇，删删改改用手抄一遍，再交给下一个环节……无数次的重复都不怕，最怕有些栏目的稿源弱，最怕选不出一期最具分量的开篇文章。转眼过去22年，免费看了无数杂志的袁勤怀说，“现在人到中年，我感到最满足的是我的青春年华随着《读者》一起走过，这是我人生最难忘的岁月。感恩《读者》。”
1994年来到《读者》工作的任伟，在上中学时就是《读者》的读者。当他进入《读者》成为一名美术编辑时，方领悟到挑选那些唯美的画面有多来之不易。为杂志挑选了不计其数刊图的任伟最得意的是，中国美协已将《读者》美术彩插作为专业媒体对待；令他最懊恼的是杂志封面挂在报刊亭里后，又看着不满意。
加入《读者》队伍14年后，王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书特别快，不停地看。”她喜欢这份单纯的工作：“这个工作适合我。”她觉得没有什么工作能让她接触到如此巨大的信息量，这让自己的大脑能够保持一种活跃状态。与她同年进入《读者》的张涛最开始接触编辑业务时，是一遍遍阅读《读者》十几年里刊登过的文章，渐渐地，办刊方针不再是干巴巴的16个字。张涛说现在“能入自己眼的文章都是很不错的东西，但是不会写，写出来觉得不成样。”所以当有读者给他来信，表示被他选的某篇文章打动时，他也不会沾沾自喜：“如果是我写的，得意倒有理由。”
高茂林199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到《读者》的时候，“《读者》的名气已经不小了。”记得上大二的时候，他无意中对同学说过一句话：“如果以后回兰州工作，那就去《读者》。”几年后应验了。后来他想之所以说这话，可能是印象里觉得《读者》适合自己，自己也适合读者。高茂林觉得《读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自己：“我的心态比以往平和宽容多了，我很满意这个改变。”
1999年，侯润章成为《读者》的一名编辑。之前的10年，他在出版社编书，那时候他认为，编书比编杂志的文化含量高多了。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了《读者》10年之后，侯润章成为其中一员。真正参与到其中，想法变了：“哪有那么容易？责任和压力都很大，责任和压力不是来自领导，而是来自读者。”
对于在《读者》工作两三年的陈天竺和李霞两个时尚女孩来说：这份工作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压力。在成长过程中，《读者》曾为她们留下印迹，当她们还是《读者》的忠实读者时，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读者》一员。刚进《读者》时，彭长城对她们说过一句话：“进入《读者》的人，头上都戴有光环。”光环来自于它天文数字般的发行量和读者对它的超高期望。压力之下，她们学会将自己融入《读者》，并以各自的风格悄悄地为《读者》烙上年轻的印迹。
27年，编辑部变成了杂志社，两个人增加到60多人，学历不同、专业不同、经历不同、爱好不同，一代代编辑却共同坚守了《读者》的淡雅如菊。
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读者对编出这本杂志的群体充满好奇。有读者来信问编辑“结婚了没有？”有读者为生病的编辑寄来药，甚至有读者千里迢迢跑到兰州来看是一群什么人在办《读者》。有的随旅游团队来，与编辑们合个影一了心愿，这是比较理智的。也有狂热的，曾有一个云南女孩骑着自行车来到兰州，目的就是看一眼《读者》编辑。
读者的热情，带给编辑更多的是压力。2005年就来到《读者》原创版的编辑王飞，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大量的来稿，选用自己满意的稿件，每期策划选题，向作家约稿。《读者》原创版的选稿过程和《读者》有些不同，选用的文章必须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原创作品，因此需要编辑更多地和作者交流。王飞说，和作者交流、约稿都不困难，听到是给《读者》供稿，作者们都很乐意。《读者欣赏》编辑王先孟也认为，《读者欣赏》作为一本图文并茂的年轻杂志，对图片的要求也很高。现在，图片的稿源不愁，有很多图片社、作者都愿向他们供稿，编辑只是优中选优。作者的信任，就是编辑的动力。
王飞和王先孟都认为，不管是《读者》原创版，还是《读者欣赏》，都是年轻的杂志，都是《读者》旗下的小树。正是因为《读者》品牌的不断强大，才吸引到了更多作者和读者的关注和支持。作为编辑，在编每一期杂志时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如何让更多的读者关注这本年轻杂志？他们相信，只要编好每期杂志，让读者满意，小树终会长成大树，使《读者》这一品牌更大更强。一片树林
《读者》创办时3万份的印数，距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足有上百万份的距离，但当第四期杂志交邮局发行的时候，《读者》的发行量已达到6万份，到了第五期时，杂志发行9万份。1982年,杂志在出满7期后,发行量迅速上升至14万份。之后,《读者》先后由50万份、100万份上升到了1984年的180多万份,创造了中国期刊史上的纪录。创办第4年,《读者》跨入中国期刊排行榜前10名。
1994年、1995年《读者》连续两年排名中国十大期刊首位。从1997年开始,她曾在第四、六、八位上徘徊，到2005年，月发行量达到940万份，直逼千万大关，稳居全国9000多种期刊之首，成为“中国期刊第一品牌”。算起来，自1981年创刊以来，它的总发行量已经超过10亿本。央视索福瑞公司调查的数据表明,这本杂志的传阅率达到10人左右,是中国同类杂志里传阅率最高的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