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叔叔的小屋》哪位译者译的最好

要其详细的特点和胜于其他译者的原因

浅析《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不同译本

翻译策略体现了译者的目的，也决定了译本的文体结构形式。图里认为，只要从翻译目的和译语读者出发，译者可以采用归化、异化和其他的一些翻译变体以达到为译语文化服务的需要。

在中国的翻译史上，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排他心理，以及诗学上的自负心理，归化译法一直在中国文学翻译中长期占据主导局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内需，这一深层的规律形成民族意识形态和诗学，构成了翻译策略的文化内因。从总体上说林纾和黄继忠都采用了归化为主的翻译方法。但是也有异化、加译等其他的翻译变体在内。

图里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学和美学并不起什么作用，作品的选择更主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当时以林纾的《黑奴吁天录》为代表的政治小说被当作改良社会的工具，并不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和美学功能，而是因为它具有“怨世、抵世、醒世”的社会功能。林纾翻译的动机是出于爱国的热忱，想通过译书给中国同胞敲起警钟，使他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晚清的社会文化趋势。为了博得读者的喜欢，译者大多采用译述法，常常出现夹译夹作、改写改译的现象。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各时期主导思想的约束，读者的接受能力的限制等等，都对译者的策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因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丰富的译学传统，容易令人产生过分的民族自豪感，以至故步自封，就是说丰富的传统反而成了向前迈进的包袱和绊脚石。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开始放松。翻译理论界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后来钱钟书的“化境”，都过分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倾向于译文的充分性，并且译者开始探求翻译的艺术和文学价值。并把它作为评判译文好坏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加以膜拜。Vennewitz认为原文一经过滤，无不带上译者的个性，无论采取什么翻译策略，都属译者行为。然而译者个性只能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审美趣味等诸多因素在译者身上的综合效应，只能是民族文学的体现。对于黄继忠而言，他也毫无例外地要受此翻译传统和翻译批评的影响，选择以“信”为标准的归化的翻译策略。

图里认为，译文是为了适应译语文化的社会和文化需要，让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两位译者在保留原文的精神和风格的同时，还采用了其他的翻译策略，特别是林纾采用了改译或译述的翻译策略，这符合图里所指的框架常规决定的全译、节译、增译和其他种种框架变动。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看他们翻译策略的选择。

(1)改编。改编就是用一种更加简单和流畅的译语语言来表达原文的内容。这样使读者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之间持有相同的见解就可以产生同样的令人满意的效果。同时可以使翻译更加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翻译原文的第四十三章时，林纾加进了自己的语言：须知有国之人与无国者，其人民苦乐之况，何啻霄壤。吾今会念同种之羁绊于美洲，禽狎兽侮，无可致力，脱吾能立一国度，然后可以公法公理，相众论申，不致坐听白人夷灭吾种盖欲振刷国民之气，悉力保种，以祛外侮。吾志致死不懈矣!他希望通过这些话语来警醒国人。 J

(2)删除。中西方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译者不得不删除那些负载原著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内容，或者是淡化这些内容，使它们非宗教化。删除的主要是：叙述者关于宗教的插话；引用圣经上的话；宗教对主要人物的影响。惟其如此才可以削减基督教在19世纪末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辐射出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译者采取的是审查和颠覆的做法作为抵抗的策略，更加强烈地显示了译者的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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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李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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