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自铸新词

谁在自铸新词

翻开《辞海》、《辞源》或任何一本工具书，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还有词可用，有话可说，而且可以指望说得漂亮些，丰富些，滑头些，是因为古代有一批热情的语言创造者，确切地说是词汇创造者。中国若没有苏东坡，我们不仅在引经据典方面会有所缺失，民族语言宝库也会失落大量极富意味的词。孔子虽然强调“述而不作”，但一部《论语》，撇开别的巨大历史功绩不谈，单单从丰富民族词汇这方面考察，已当得起功德无量。说到“巧言令色”、“和为贵”、“温故知新”、“尽善尽美”、“惠而不费”诸词，即使冒昧从经济角度考察，我们也可说其中每个词都价值连城，给多少钱我们也不愿把它出售掉———如果它们可以被出售掉的话。
可见，仓颉造字，文人造词，乃是最天经地义之事。
今天的情况则令人沮丧，虽然语言始终在更新创造过程之中，不舍昼夜，但真正由当代文学家自铸的新词伟词，则少而又少。似乎所有的文学家都一致公认：创造语言的使命已经终结，剩下的只是如何运用已有的语言了。这问题在初始层面上当然是正确的，因为目前的困境是：大量国人连运用已有词汇都显得手忙脚乱，捉襟见肘，以至仅仅能熟练使用若干成语的主持人，都能在观众面前装出一脸博学样，当此之际，谈论创造新词，怎么看也有点不合时宜。再说，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积累丰厚，词汇量可以汗牛充栋，实在也已够用了。放着现成的词汇不用，却去捉摸新词，难道不是犯傻吗？
但是，别急，我还真是这个意思。我认为对词汇的态度，正是在初始层面上，体现了一位作家的基本素养和文学抱负。我坚信，一次也写不出新词丽句、从来也不曾为祖国语言的丰富有过“野芹之献”的作家，绝对难称一流。我不仅拒绝展望他的文学未来，一般还懒得读他的大作。他既然认为只要将已有的词汇排列组合一番就足够表达所有情感，我当然有理由怀疑他的所思所感，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值得写下。
这牵涉到语言的功能，即语言天然具有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德性。一幅画或一首曲子可能百听不厌，但有着“又日新、日日新”功能的词汇，则根本不存在。举个例子，人们对明末张岱的“舟中人二三粒”啧啧叫好，但如果张宗子见好不收，以为觅到了某个独得之秘，遂在文章中大写什么“院中人一粒”、“楼上人两颗”、“山顶人数枚”、“林间人几朵”，得陇复望蜀，攀龙再附凤，人们难免胃口大坏。事实上随着现如今不少体育播音员老是反复性地使用它（如将“进一个球”说成“一粒进球”），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贵逾千金的奇字，正面临急剧贬值的悲惨境地。这是词汇的宿命，越是新鲜奇崛、越有可能让人眼睛一亮的词汇，越不能滥用，它们往往只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点上才是新鲜有力百金莫换的。语言不是时装，见别人穿上去漂亮得体，就误以为自己只要依样画葫芦也能收到“漂亮得体”之效，实在是外行之见。本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大师拈出的“陌生化原则”虽不足以解释文学杰作的产生机制，但至少可检验一个作家是否够格。沈从文先生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致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曾提到一张有趣的帖子，我也“一字不改”地抄录如后：“立招字人钟汉福，家住白洋河文昌阁大松树下，今因走失贤媳一枚，年十三岁，名曰金翠，短脸大口，一齿凸出，去向不明。若有人寻找弄回者，赏光洋二元，大树为证，决不食言。谨白。”
沈先生随即感慨道：“这人若多读些书，一定是个大作家”。———沈先生凭什么下此断语呢？不必说，就因为这家伙用词大胆，出语奇崛。单单那个“枚”字，就够出奇了。
其实，自铸新词与祖国语言是否丰富并无必然关系，即使所欲表达的喜怒哀乐，现有词汇已足够对付（怎么会对付不过来呢？），作家仍有义务求新求变，如果他不满足于仅仅表达一下的话。何况，想到古人已经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或生动或可爱或有力的词汇，作为今人就更没有理由不思进取，更不该躺在先人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同样创造出大量美妙新词，造福后代，我们才更能无愧于曾经铸词遗赠吾辈的先人。
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国为数寥寥的那几位称得上大师的文学家，大抵都有此抱负。钱钟书无疑是此中的大行家，少年鲁迅即有“酸风戛窗”的奇句，林语堂单单译出一个“幽默”来，已足可使吾辈至今齿颊生香。当代中国作家中最为我激赏的台湾余光中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仅所获极丰，且非常感人。余光中某天曾在日记里如此放言：“这世界，来时她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语文。走时，这两件都要还她。一件，已被我用坏，连她自己也认不出来，另一件我愈用愈好，还她时比领来时更活更新。纵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欣然被认做她的孩子。”显然，余光中这么夸口不仅是因为他曾写出这样不可思议的句子：“依次是惊红骇黄怅青惘绿和深不可测的诡蓝渐渐沉溺于苍黛”，更主要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念：“对于文字特别敏感的作家，必须有他自己专用字汇：他的衣服是定做的，不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