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人口增长造成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在阅读康熙实录时，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①

清代的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清实录》和王先谦《东华录》，将其中所载清前期历年人口数作一排比，就可发现，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民数”为27355462，而仅仅过了十七年，到乾隆六年(1741年)，“民数”就达到143，411，559，②七年之间，“民数”增加了四倍多，这显然是难以置信的。当代诸多人口史家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何炳棣认为，清代人口统计，以乾隆六年为界，有截然不同的统计方法，分别为两个不同的系统。乾隆六年以前的“民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只不过是赋税单位”③。乾隆六年以后的“民数”，才是包括“大小男女”在内的全国总人口。因此，前述乾隆皇帝所看到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只是纳税单位，经人口史家的复原，实际人口数为一亿左右。④176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上升到二亿，1787年前后，上升到三亿，1830年前后上升至四亿。⑤因在康熙年间，清朝人口已过一亿，清前期人口增殖率之高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但其人口增长的总规模却是空前的。

清前期人口增长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人口的膨胀，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引发清朝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因素。

一般而言，在清代，人均四亩地可以维持生活。而到1766年，人均土地降到3.52亩，1812年再降至2.19亩。大土地私有制在清代经上百年的发展至乾隆时期，已使土地占有很不平均，而人口的增45多更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化，激化了阶级矛盾。

如果说清初的“民变”是具有民族意识的反清复明斗争，而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则主要是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历时九年，波及九省的白莲教起义使中国人口减少了1103万.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人口压力摧生的结果。“就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背景而言，导致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即为人口压迫问题”(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故宫丛刊1981年版，第114页)。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人口的减少更为惊人。

虽然许多专家的统计数字不尽一致，如胡焕庸认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七千万；21周源和认为从咸丰元年(1851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全国人口减少了一亿六千万。22陈恭禄认为太平天国时期“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23葛剑雄认为“1851年到1865年这十四年间总人口减少了1.12亿”24。无论哪一种数字都显示出太平天国运动后人口的损耗是非常惊人的。用战乱来减少人口是所有缓和人口压力的途径中最残酷的途径。

其次，人口的膨胀，激化了民族矛盾。人口的剧增，使许多汉民涌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之争夺生存空间，导致了民族间的冲突。

第三，人口的膨胀，导致了租佃关系的变化。由宋代的“逃佃”到清代的“霸佃”，反映了人口增长与土地供不应求这一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宋代，“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末收获间，借代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三之二一)“客[户]虽多而转徙不定。”《宋文鉴》卷106吕大钧《民议》)这就是说，在宋代佃农找到一个雇佣他的地主，找到一份土地耕种还不是一个困难的事，而清代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佃农相对土地来说已是供大于求，在这种状况下，地主往往要么增加租额，要么抽回土地，另行高租招佃，引起了佃农的“霸佃”斗争。此外“永佃制”、“押租制”的出现都反映了人口增加，人地关系紧张这一现象。

第四，人口膨胀，导致清朝中叶以来移民浪潮长盛不衰。过去的移民浪潮主要因战乱而兴起，如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北民南移，以及靖康之变后的移民。而清代移民则是因为人口增长的压力所引起，因而此时的流移之民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清代人口的国内移动有三大趋势：一为经由湖广移居四川；二为移民东北；三为移民台湾和周边岛屿。所谓“江西填两湖，两湖填四川”就是这种寻求生存资料、生存空间的移民。

海外移民也迅速增加，整个十九世纪上半期，出国的华工，估计为32万人，平均每年为6400人左右。而在1850年以后的25年间猛增到128万人，平均每年为51000多人，为上半期的8倍。25

第五，人口膨胀导致了失业流民增多与帮会组织的兴盛。人口增多，劳力过剩，使许多人被挤出固有的乡土沦为流民。这种流民与过去因躲避战乱和灾荒而背井离乡的流民的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战乱平息后和灾荒年景过去后陆续回到土地上重建家园，而前者即使太平盛世和风调雨顺的年景也无家可归。他们分散于各车站、码头、运河口岸、城镇一隅，无依无靠。既不受宗族社会，也不受政府的保护和控制。为了得到集体保护，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需要秘密会社这样一种假亲属结构给他们提供保护和互助，因此帮会组织空前兴盛。

第六，生存空间日益仄逼，资源分配日趋紧张的状况，各级政府成了越来越多的科举职业大军附着的机体，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而后备队伍在官衙门外却仍排着长队，似乎看不到尽头。其结果是“文士过多，官场竞争激烈，各使手段，贪污贿赂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