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专制极权的国家容易产生”黑科技”

为什么专制极权的国家容易产生”黑科技”

尽管中国不是共产极丶权的创始国度，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非常有利于共产极丶权的滋生，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比俄国的文化传统更有利于共产极丶权的稳固：
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远比俄国漫长。俄国有东正教传统，中国则没有宗教传统，皇权之侧，不存在任何超越世俗权力的制约势力：俄国尚有表面独立于皇权的东正教神权，中国则连这种表面的神权都没有，中国主流社会所遵奉的所谓“儒教”，以君主为敬拜的核心，从灵到肉都是帝王的婢女，而且儒家因为对彼岸世界的回避，根本算不上宗教。俄国文化中有贵族传统，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贵族传统，因为自西汉以后，中国的贵族阶层逐渐被消灭殆尽，而俄国的贵族力量虽弱，但“十月革命”之前的七百年里，贵族阶层毕竟一直存在。没有贵族，就少了对王（皇）权的一种制约力量；没有贵族传统，也就没有独立于世俗王（皇）权的独立人格精神，因此俄国能够产生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普列汉诺夫等一大批独立于沙皇权力的文化和思想巨匠，中国则大量地产生依附于帝王的文人投机者，如孔丘、董仲舒、朱熹、康有为等、或者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毫无建设性的造反暴民，而鲜有人格独立的文化思想巨匠…因为贵族传统的缺乏，中国精英阶层的奴性要比俄国精英阶层更为深重。
以上可见，中国的王朝社会是比俄国社会更彻底的一元化专制社会：帝俄时期的俄国社会多少还有一点欧洲中世纪政教分权社会的外形；而中国的王朝社会则是纯粹的皇权一权专制（一元化专制）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传统是纯粹世俗的一元化专制社会传统；而俄国的社会传统则是欧洲形式的专制社会传统：同样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传统，在中国的传统中，只有皇权（或世俗行政权）没有神权，也不容许任何对皇权（或中央）分权制衡的因素存在，对“功高震主”等皇权之侧的权威也很忌讳，中国的犹如上帝，只有一人神圣无比，在面前人人平等——都是奴隶；而在俄国的传统中，虽然也是皇权至上，但神权享有崇高的地位，承认贵族的荣誉和权威，沙皇虽然高贵，但也只是俄国最大的贵族而已。
相比之下，中国的皇权（中央权力）不受任何（包括宗教力量）的制约，而俄国的皇权（中央权力）却受到东正教和贵族传统的制约，尽管这种制约比起西欧的君主小得多。
由于共产极丶权是一种极端集权、极端排他性专丶制政权，它天然容不得任何政权之外的权威、也容不得任何分权制衡的因素，因此，中国式的纯粹皇权一权专制社会传统，要比沙俄那种带有欧洲特征的专制社会传统，与共产极丶权更加兼容和相通。
由以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传统要比俄国的历史传统更具专制成分；一国的民族文化来自于该国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比俄国的民族文化更具专制和奴性的性质。共产制度正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奴役制度，因此，中国的民族文化要比俄国的民族文化与共产极丶权更加情投意合。
儒家传统，是中国区别于蒙古和前欧洲共产极丶权国家的特殊因素，然而，这一因素的影响，却受到广泛的忽视。事实上，儒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持久的影响，是造成共产极丶权在东亚特别成功、特别顽固的重要的原因，儒家影响的因素，是世界其他地区共产国家所没有的因素。
由于具有强大的稳定专制统治意识形态软功能，儒家自汉武帝时期开始被王朝统治者看重，在统治者的扶持下，逐渐牢牢地长期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随着儒家影响的扩张，自明朝开始，中国的民族文化，实际上成了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有人认为：俄国没有儒家传统，却创生了共产极丶权，因此共产极丶权的产生和存在与儒家的影响无关。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没有儒家传统的俄国创生了共产极丶权，只能证明儒家传统并不是产生共产极丶权的必要条件，并不能证明一国的儒家传统对一国共产极丶权的产生和存在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