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规范伦理学和非规范伦理学的区别是什么?

请问规范伦理学和非规范伦理学的区别是什么?

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直至元伦理学在20世纪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把研究的对象指向现实生活，强调通过探讨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之间的界限与标准，论证道德的价值，制定道德的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生活实践。其内部有三大理论，即功利论，道义论，美德论。
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在这个意义上，非目的论伦理学又称为非结果论伦理学。规范性理论与解释性研究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所谓规范性理论就是“面向未来”进行“约法三章”的活动，而解释性研究则是“回首过去”反省“预设前提”（presupposition）的工作。一个瞻前，一个顾后。虽然二者多少有重叠，但基本上是两个层面的哲学工作，前者属于规范伦理学的工作，而后者更接近于元伦理学的层面。刘邦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一举安抚民心，这样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但它或多或少总会受限于当时当地的情境，相比之下，解释性研究着眼的是正义秉性中的固有特征，由于它不随具体的规范性内容而改变，所以也就更加具有普遍性和恒定性。

言之有理

一楼的怎么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呢？

规范伦理说的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

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直至元伦理学在20世纪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的任务，一方面在于说明我们人本身应遵从何种道德标准，才能使我们的行为作到道德上的善。从作为一个学科的特点来看，规范伦理学通常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般规范伦理学和应用规范伦理学。前者研究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对诸如何种性质为善、何种选择为正确、何种行为是应受谴责的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后者研究具体的道德问题，试图用我们关于道德的一般原则来解释和说明我们面对具体道德问题时所应采取的正确立场。从伦理学家对道德本质所持的看来来看，规范伦理学又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目的论伦理学和非目的论伦理学。前者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伦理学又称为结果论伦理学。后者则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在这个意义上，非目的论伦理学又称为非结果论伦理学。

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是关于义务和价值合理性问题的一种哲学研究。直至元伦理学在20世纪出现以前，规范伦理学一直都是西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式。规范伦理学的任务，一方面在于说明我们人本身应遵从何种道德标准，才能使我们的行为作到道德上的善。从作为一个学科的特点来看，规范伦理学通常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般规范伦理学和应用规范伦理学。前者研究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原则，主要是对诸如何种性质为善、何种选择为正确、何种行为是应受谴责的等最一般的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后者研究具体的道德问题，试图用我们关于道德的一般原则来解释和说明我们面对具体道德问题时所应采取的正确立场。从伦理学家对道德本质所持的看来来看，规范伦理学又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目的论伦理学和非目的论伦理学。前者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该行为的结果决定。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伦理学又称为结果论伦理学。后者则坚持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受其结果以外的东西决定。在这个意义上，非目的论伦理学又称为非结果论伦理学。
解释性的，非规范性的
通过提出正义的两面，慈继伟看似一举统摄了近代正义理论的两大支流：休谟式的正义理解（注重正义的有条件性），以及康德式的正义理解（强调正义的无条件性），但本书自我期许的任务却不是重构一套正义的“规范性理论”，而是就正义的秉性提出“解释性”的研究，它的目的在于寻找正义秉性中“不因规范性内容变动而变动”的结构性特征，从而说明“正义（的结构）是怎样的（即如何运作），为什么是这样的（即为什么会这样运作），而不去证明正义（的内容）应该是怎样的。”（第4页）
规范性理论与解释性研究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所谓规范性理论就是“面向未来”进行“约法三章”的活动，而解释性研究则是“回首过去”反省“预设前提”（presupposition）的工作。一个瞻前，一个顾后。虽然二者多少有重叠，但基本上是两个层面的哲学工作，前者属于规范伦理学的工作，而后者更接近于元伦理学的层面。刘邦入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一举安抚民心，这样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但它或多或少总会受限于当时当地的情境，相比之下，解释性研究着眼的是正义秉性中的固有特征，由于它不随具体的规范性内容而改变，所以也就更加具有普遍性和恒定性。正义的解释性研究在当代正义论中是一个尚未开拓的思路，尽管上至康德、休谟下到罗尔斯、哈贝马斯都曾涉及，但真正把它作为核心论题，博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言，特别是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入手进行概念分析和理论建构的，慈继伟应该算是第一人。仅此一点，本书就已经填补了正义理论的一个空白，其意义堪称重大。
乍看上去，这种寻找“变中之不变”的解释性工作似乎暗合最原初的“形而上学”冲动，但是纵观全书不但没有丝毫形而上学气息，相反作者对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背景有着相当的警醒。他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明确反对“纯粹从理论出发的哲学虚构”，主张从感觉出发的贴地思维，在论及正义秉性的结构性特征时，也一再强调这一特征虽然为“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正义者所共有”，但它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人的天然品性”，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因此遁入相对主义的窠臼，而是强调正义秉性仍旧具有某种“相对恒定性”。
如何保障这种相对恒定性？在本书第42页，我们可以找到作者的一个简单回答：“与社会化在灌输正义规范时的庞大选择空间相比，在塑造和改变‘最低限度的相互性’时，社会化的灵活余地很小。”在我看来，这句话值得再三寻味，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作者的基本立场，同时也标识出理解本书宗旨的两个核心概念：相互性（reciprocity）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相互性用来指称正义秉性中无法更改的“有条件性”，社会化用来解释从正义的“有条件性”到“无条件性”是如何可能的。可以说正是借助这两个核心概念，看似矛盾的正义之两面才得以在道德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实现某种程度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