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的“代北”是什么意思？

五代时的“代北”是什么意思？

代北集团的形成

　　代北集团的形成和壮大，是与沙陀势力的消长直接相关的，因此，这里主要以沙陀的发展为线索进行考察。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自灵州迁往代北地区后，大致经历了朱邪执宜、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和李克用祖、孙三个发展阶段。

　　1、朱邪执宜阶段

　　关于朱邪执宜的事迹，史籍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据《新书·沙陀传》，元和四年(809)，朱邪执宜率部进入代北地区后，屯守神武川之黄花堆，其部落更号为“阴（按“阴”当为“陉”之讹）山北沙陀”。元和五年，宪宗伐镇州，朱邪执宜以军七百为前锋。镇兵解，因功迁蔚州刺史。元和八年，回鹘过碛南取西受降城、柳谷地，诏执宜屯天德以备之。元和九年至十二年唐朝讨伐淮西，长庆元年（821）讨伐成德，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后入朝留宿卫，拜金吾将军。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奏授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

　　朱邪执宜阶段，代北集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了所谓“沙陀三部落”。

　　所谓六胡州，是指唐前期设置在灵、夏二州之间（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的鲁、丽、含、塞、依、契6个胡人州，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史籍中往往将他们称之为六胡州人。安史之乱中，他们曾在安禄山部将阿史那从礼的引诱下叛唐，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败。六胡州胡人一部分随安史叛军到了范阳，并入史思明部；而另一部分则迁至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带。德宗贞元二年（786），马燧率河东兵击吐蕃，“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2]。

　　沙陀人与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关系，从“沙陀三部落”这一称呼中就足以看出。所谓沙陀三部落，是指沙陀、安庆、萨葛（又称薛葛、索葛）3个部落。其中安庆、萨葛均为昭武九姓胡人部落[3]。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文宗开成中。《旧唐书》卷161《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但是，沙陀与六胡州胡人建立密切关系并不始于此时。同书卷165《柳公绰传》：“大和四年，复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邪执宜，直抵云、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对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通鉴》卷244太和四年三月记此事更为完整，明确指出柳公绰奏以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又将“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改作“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募兵三千付之”改作“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当更得其义。

　　沙陀本来就“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朱邪执宜出任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这无疑对沙陀征服代北各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所以，尽管“沙陀三部落”的称呼出现在开成中，安、康、史、何等昭武九姓胡人的大量出现更晚至李克用时，但可以断定，沙陀与六胡州胡人结成至为密切的关系，从朱邪执宜时就已开始。武宗会昌四年（844）唐朝廷讨伐昭义镇时，沙陀马军500人随河东行营节度使石雄出征。晋州刺史李丕 “缘扬言作乱”，“杀安义节之子”。李德裕写了一篇《奏晋州刺史李丕状》，其中有“安义节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4]云云。“安义节”，从其姓名看，当为昭武九姓胡人。其“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即从宪宗元和中即已开始。亦说明沙陀与昭武九姓胡人在朱邪执宜时就已建立了密切关系。

　　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与沙陀的密切结合，在代北集团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沙陀人从唐末割据争霸到五代建立封建王朝，无时无处不有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如李克用部将中和后唐、后晋、后汉诸王朝文武官僚中大量安、康、史、何等姓胡人的存在，都说明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同沙陀人一起，是代北集团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