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升的水冲30度降到0度需要多少功率，同样把一升的水冲30度升到100度需要多少功率，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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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计算功率，至少要知道做功所需的时间，还有要知道完成这个过程的方式

由于大禹治水成功，所以其疏导之法被后世奉为圭臬，古代的治河都是以排泄洪水为最基本的方法，没有对泥沙作任何的关注。王莽时期，征召治河能臣讨论治水之法。当时的水利专家大司马史长安人张戎说："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1)张戎的意见是说下游之所以淤塞，是由于上游开渠灌溉，使河槽水少，流速减缓而致。如果高筑数堤以居水，再停止上游的灌溉，就能使"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这和潘季驯的主张简直如出一辙，可看作是束水攻沙理论的最早的提出者。可惜王莽新朝是一个短命的朝代，所以张戎的理论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张戎以后直到明初，这一理论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到了明代中后期，即潘季驯二次治河时，通过细致的观察目睹水冲沙走的情况，萌生了以水攻沙的想法，二次治河时的许多奏疏都反映了他这种思想，如《议筑长堤疏》云："照得自去岁海口至黄河之水壅不得下，积沙伏地。徐邳一带河身渐浅，已非昔日。水一泛滥，即漫堤上。是以复有睢宁之决。即使邳州上下仅复故道，安能使徐、吕之河尽去伏淤?为今之计，当自徐至邳，自邳至淮，查照两崖堤岸，如法高厚。两崖之外，仍筑遥堤，以防不测。庶几水由地中行，淤沙亦随之而去。数年之间，深广如旧，冲决之变亦自免矣。看得黄河淤塞多由堤岸单薄，水从中决，故下流自壅，河身忽高。访得二洪以南，堤岸十分单薄，诚恐五月水发，水从旁决，则白洋诸浅之淤方通，而二洪以南之患随之。"要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就"必须预筑长堤坚固，水无泄漏，则沙随水去，无复停蓄壅遏之患"。还有徐州以南的河道，自从隆庆三年(1569)海啸以后，河沙淤积，河身垫高，河道容受甚少，略有雨水，河道就会溢决泛滥。面对这种情况，"欲图久远之计，必须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并且应把这种方法作为不可变易之治河方略加以实施。可惜潘季驯尚未对之进行大规模的实践，就被罢免回家，成为他第二次治河中的遗憾。虽然潘季驯没有来得及对治理泥沙做进一步的实践，但接替他担任河道大臣治理河道的万恭却使他的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隆庆六年(1572)万恭在河南虞城一带视察河道时，采纳了当地一位秀才的意见，在徐州和宿迁之间修了370里的黄河大堤，初步收到了以水冲沙的效果。但当时为了束水，两堤之间距离较近，遇到特大洪水，仍不免有决溢之患。由此潘季驯又想到缕堤、遥堤并筑的方法，缕堤用以束水，遥堤用以防洪，使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潘季驯在第三次主持治河时，面对"黄决崔镇而北，淮决高堰而东，清、桃塞，海口湮"的局面，有人提出用人力疏浚海口，潘季驯对这种方法坚决反对，他说："河底深者六七丈，浅者三四丈，阔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饱其中，不知其几千万斛?即以十里计之，不知用夫若干万名?为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不知安顿何处?纵使其能挑而尽也，堤之不筑，水复旁溢，则沙复停塞，可胜挑乎?"相反，"以水冲沙，如汤沃雪"。为什么我们不用现有河道的自然之水去冲沙，却要用人力去做徒劳无益的事情呢?他认为束水攻沙是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的最有效措施，只有解决黄河泥沙的淤积问题，才能保证黄河的长治久安。所以在对黄河的治理上，他坚决反对分流，认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这是治理河道的"一定之理，必然之势"，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蓄清刷黄是潘季驯对束水攻沙理论的又一个发展和创造。潘季驯第三次治河时，黄、淮、运交汇之处的清口因"黄决崔镇而北，淮决高堰而东"而成为一片积沙，清口的黄河尾闾也被积沙所淤。当时有不少人提出疏浚清口、疏浚黄河人海河道及疏浚海口的主张，潘季驯经过勘察，对上述意见全部予以否定，而是主张堵塞崔镇决口，迫使黄河回归故道，修筑高家堰使淮水全部从清口流出，以全淮之力以敌黄，以淮河的清水稀释黄河的泥沙，然后两河合力，冲刷河道和海口积沙，最后终于取得成功。所以说，潘季驯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理论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