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一共写了多少作品

屈原一共写了多少作品

屈原作品篇数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分为两个问题：汉代人所说屈原作品篇数问题和屈原真正的作品篇数问题。希望学者、读书人、采用者可以尊重知识产权。敬请记住，作者是我稔山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古祯州之荣超大帝国。


（一）汉代人所说屈原作品“二十五篇”问题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两处提到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一处是《楚辞章句·离骚后叙》：
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
另一处是《楚辞章句·天问后叙》：
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
显然，王逸明白说屈原的作品是“二十五篇”。
今本《楚辞章句》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的序都说该作品是“屈原之所作也”。《大招序》则说：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风谏，达己之志也。
再对比《惜誓序》所说的：
《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
显然，王逸在《大招序》中虽然说“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但是他毕竟是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该序即是从认为屈原作《大招》以自招其魂的角度立说。那么，由今本《楚辞章句》来看，《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共六篇，《九章》是九篇，再加上《九歌》十一篇，则总共二十六篇。这与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后叙》和《天问后叙》都说的“二十五篇”不符。
根据我稔山人的论文《九歌篇目考证》对九歌篇目问题的考证，原本《九歌》只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以及一个没有篇名的乱辞，而不包括《国殇》。则《九歌》就是九篇。并且，《国殇》是一篇。《国殇》也是屈原的作品，它应该是在唐末五代时期窜入了《九歌》。今本《礼魂》的篇名“礼魂”二字，也应该是在这个时期由在文本的开头讹误成了篇名。那么，王逸所见到的屈原的作品，就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国殇》，总共二十五篇，与《楚辞章句·离骚后叙》、《天问后叙》所说的相符。
王逸《楚辞章句》根据刘向、歆父子所编订的《楚辞》，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所以《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以及具体何所指应当与王逸的说法具有一致性。
（二）屈原真正的作品篇数问题
《离骚》《九歌》《国殇》《天问》等无疑义。《招魂》则是屈原作品，分析随后附上。《渔父》、《卜居》难以定论。《九章》当中可能有伪作，现在没空，容后待考。《远游》《大招》是汉代人的仿作。《远游》模仿《离骚》，《大招》模仿《招魂》。
关于《招魂》与《大招》的作者问题
——《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不是宋玉
一、《大招》原来的篇名也是《招魂》。绝对没有用“大招”作题目的道理。《李善注文选》卷六左太冲《魏都赋》注：“《楚辞·小招魂》。”皮日休《反招魂·序》：“屈原作《大招魂》，宋玉作《招魂》。”洪兴祖《楚辞补注》：“李善以《招魂》为《小招》，以有《大招》故也。”所以说有两篇《招魂》。汉代人为区分两篇《招魂》，把其中一篇称为《大招》。这种情况类似于《诗经·郑风·叔于田》与《大叔于田》，以及《诗经·小雅·小明》与《大雅·大明》。
二、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由此可知汉代人认为屈原写有一篇《招魂》。并且把其中一篇他们认为是屈原写作的《招魂》称为《大招》。（也可以这样说：之所以称《大招》为“大”，是因为汉代人认为该篇是屈原的作品。）
三、但其实原先只有一篇《招魂》，即是《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大招》则是汉代人模仿《招魂》的作品。《大招》语句中有“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投诗赋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三公穆穆”、“立九卿只”。（1）《汉书·礼乐志》：“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艺文志》：“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并言代秦郑卫楚赵各地的音乐歌谣，是汉代一统以后的情况。（2）诗与赋在先秦时似乎没有并称的。（3）《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史记·五帝本纪》：“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这些都是顾颉刚所谓的层累的古史。这两句话反映的是西汉前期人们的地理认识情况。《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可见，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即统一中国后两年）中国领土最南边也只到北户，还没到交阯。交阯是南越国的领土，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国先后两次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交阯纳入中国的版图则是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征服南越国之后。（4）三公九卿制是秦汉的制度，不是先秦时的楚国的制度。所以《大招》是南越国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之后的汉代人的拟骚之作。
四、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的话，可证明屈原写作了《招魂》（即《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1）《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全段：“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虽然“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这句话并没有在《离骚》之前明说屈原，但后面“读《服鸟赋》”这句话也没有在《服鸟赋》之前明说贾谊。这是因为司马迁在前文中已明确说了贾谊写了《服鸟赋》，同样的，司马迁在前文中也已明确说了屈原写了《离骚》，所以在这句话中的《离骚》之前就省称屈原，并且在《离骚》之后，连带提到《天问》、《招魂》、《哀郢》。（2）司马迁的《史记》中除了《孟子荀卿列传》这一篇同一时期的多个人物的合传之外，其他的关于文人学士、诸子百家的传记，如果提到书籍的话，只可能提到传主（或托名传主）的著作或编著，以及传主前代的书籍，而绝没有提及传主同时人或后世人的著作。这是《史记》的一个通例。如《孔子世家》、《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吕不韦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当不会是例外。（3）《管晏列传》赞：“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前称管仲的著作（托名），后称晏子的著作（托名）。《孙子吴起列传》赞：“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前称孙武的著作，后称吴起的著作。《管晏列传》是管仲、晏子两个人物的合传。《孙子吴起列传》是孙武、孙膑、吴起三个人物的合传。《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个人物的合传。以此例之，《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前称的即是屈原的著作，后称的是贾谊的著作。由此可判定，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即是说屈原写作了一篇《招魂》。而且，“悲其志”三个字很关键，是说《招魂》使人读了有“悲其志”之感，由此可判定司马迁所说的《招魂》是指《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而不是《大招》。
五、由汉代人，如司马迁、王逸，认为屈原写有一篇《招魂》，以及《大招》是汉代人的仿作，而司马迁的说法在他之前必有所传承，即是说在《大招》这篇仿作问世之前必有人肯定屈原写作了《招魂》，可推知屈原的《招魂》只能是《楚辞章句》中作者标为宋玉的《招魂》。
六、汉代人之所以误认标记为《大招》的一篇《招魂》是屈原的作品，是因为汉代人以经释骚的思维，认为《招魂》的内容风格严重不符合儒家诗教，而《大招》还没那么严重，再对比宋玉赋，故误认是宋玉作。（以作者风格论作品著作权归属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一个作家可以有多样的风格。如屈原完全可能写出《招魂》这样风格的作品。）《大招》的作者之所以“或曰景差”，恐怕是在儒家诗教下连《大招》也不认是屈原的作品。
七、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大招其魂”，此说望文生义，由此可知《大招》的定名在王逸之前，由刘向、歆父子定名的可能性较大。由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中只是称屈原的《招魂》为《招魂》，可知在司马迁的时代纵使有《大招》这篇仿作，但也没有《大招》的定名。否则，称《大招》为“大”，即是认为它是屈原所作的《招魂》，司马迁称屈原的《招魂》就不能只是称作《招魂》，而应该称作《大招》。所以，《大招》的定名，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后，最晚在王逸写作《楚辞章句》之前。
八、《汉书·艺文志》所本是刘歆的《七略》，《七略》所本是刘向的《别录》。刘向、歆父子编订《楚辞》。王逸作《楚辞章句》以刘向、歆父子编订的《楚辞》为底本。《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与《楚辞章句》“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当同所指。王逸《楚辞章句·大招序》把《大招》定为屈原的作品，即使在刘氏父子看来，《大招》也只能是屈原作，而不能是景差作，以符《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之数。况且《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景差赋。
综上可以列出这样一个脉络：屈原作《招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提到屈原的《招魂》——南越国成为汉朝的外藩属国之后有人模仿屈原的《招魂》写作了另一篇《招魂》——儒家诗教下，汉代人误认仿作的《招魂》是屈原作，屈原的《招魂》是宋玉作——为区分两篇《招魂》，把仿作标为《大招》，这个定名在司马迁写作《史记》之后，很可能是刘向、歆父子编订《楚辞》时所为，最晚在王逸写作《楚辞章句》之前——因儒家诗教，更有甚者，连《大招》也不认是屈原作，而认是景差作，但刘向、歆父子不可能认为是景差作，因为本于《别录》、《七略》的《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景差赋。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