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不为金钱打动的名人故事

中国历史上不为金钱打动的名人故事

庄子
　　大千世界，滚滚红尘。为名而生存，为利而奔波的人不在少数。而真正能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人，在当今社会，屈指可数。当我们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时候，一大批文人学士展现在我们面前：庄周、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他们淡泊名利、归隐田园，而淡泊名利的先驱者应为庄周。
　　当自我价值追求与自身命运发生冲突时，庄子只好追求一种“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高度抽象又极端具象的“道”。这个最高的虚无存在，具有自身设定的无限可能性。因而，如果绝对虚静的心灵进入“道”的境界，精神就获得绝对的自由，生命中就没有物质欲念和功名角逐的束缚了。
　　在庄子看来，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有如“舔痔得车”：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舔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寓言把那种通过卑污下贱的行为去博得统治者的欢心，而获得功名利禄的人进行讽刺和嘲笑。如把曹商获得的“车数乘”、“车百乘”讽刺为是“舔痔”而得来的，并且说：“所治愈下，得车愈多。”这样功利性的人生价值观的追求不过是一种“功得机巧”，最终会导致“必忘夫人之心”（《庄子·天地》）。
　　在战国时代，当许多士大夫把立名看作是使生命不朽的一种方式。为了名汲汲奔波不顾一切时，庄子则指出：“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名也者，相轧也。”（《庄子·人间世》）他把“名”这种使人异化（虚伪、相互倾轧等）的东西暴露无遗。
　　而“困窘织履”、“往贷粟于监河侯”的庄子，并没有追求名利，而是拒绝相位：“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庄子列传》）他视相位如“腐鼠”，宁可“快吾志”，而不愿“为有国者所羁”，表现出他的淡泊名利。
　　这种淡泊的心境，使他放荡不羁、蔑视礼法和权贵以及与统治者不合作。相反，那种对名利追求的人最终“以身殉利”，成为“小人”（《庄子·骈拇》）。
　　对名利淡泊的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如寓言“庄子钓于濮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摇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秋水》）
　　可见庄子不愿意“为留骨而贵”，宁可象神龟一样“曳尾于涂中”。这种把名利权势、荣华富贵看作是负累，并不是一种对权势的欲望被熄灭之后所产生的怪僻，而是一种对个人精神自由的特殊理解和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负累的解脱，换言之，这是内在生命价值的虚无化，而不是被名利所累之后的异化。
　　当庄子一个人在前面举着“名者，实之宾也”“名也者，相轧也”的旗帜时，跟在他身后的是一批批在名利道路上厌倦、后悔的追随者。庄子，一个率性而真的老顽童，一位淡泊名利的先驱者。

陶渊明，不为五十斗米折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