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争历而久矣。儒将仁义为先，法以刑罚而治。
以孔子之圣，且无力救鲁室之倾；以李斯之能，尚不能挽强秦之殒。何故？
仁者多悯怜讲惠爱：无食则给，无帛则施；有过不究，有功不赏。给则民不勤，施则民不俭；不究乱不止，不赏兵不行。
法者持强权重威慑：漠视民生，无视苦难；大兴牢狱，专辄杀戮。民难生则夺，众有难则乱；兴牢多冤情，嗜杀惹群愤。
窃以为：二者合一，天下可大治；物极必反，进退应有度。
秦王之暴，俑者身先受。韩非，卫鞅，李斯之流，亦难免身。一味苟政，甚猛于虎。终有氓隶之人，迁徒之徒，毁百世强秦于一夕。贾谊言：“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襄公之仁，不免自亡身。禅让，赴约，泓水三仁，尽成笑柄。仅求仁名，无异飞蛾。以楚王之贪婪，楚将之悍，宋襄公空得仁义名。韩非评：“此乃慕自仁义之祸。”
纵观华夏千年，历朝更迭兴衰，不论生灭，万变同宗：以仁道得民心，以残暴失社稷。宋公之流，绝无仅有，自不必争。桀纣之暴，足以为鉴。刘邦刘备之流，诚虚仁伪善，却因假而有仁善之行，故能得天下。如是种种，不一而足。
苟政之下，民生无依则农桑不事，引游侠滋生诸乱不止；强兵重压血流成河，民将为生求死，则宗庙安存？
儒家和法家之间的争论来源已久。儒家思想是把仁义放在第一位的，法家以刑罚来治理国家。
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尚且无力挽救鲁室的倾颓，像李斯这样有才能的人尚且不能挽回强大秦国的损失。这是为什么呢？
把仁义放第一位的人会怜悯世人讲究惠爱：看到别人没有食物就会给与，没有衣物就施与，有过错也不追究，有功劳不行赏。给与会使人民变得不勤劳，施与会使人民变得不节俭，不追究过错不利社会安定，不论功行赏不利士兵的积极性。
用刑法治国的人手握实权看重威慑：不顾及人民的生活，枉顾自然灾害，盛行牢狱，独断专权重死刑。人民的生活苦难就会去抢夺，众人遇到灾难就会引起社会混乱，兴盛牢狱就会制造更多冤情，贪杀就会引起人们的公愤。
我认为：儒家和法家两者合二为一，那就可以合理的治理天下，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极致就会向反方向发展，再进和退之间应该要有度。
秦王残暴，陪葬的那些人早就受过。韩非、卫鞅、李斯这些人，同样不能幸免。一味的追求苛刻的治理国家，比老虎还要凶猛。最终还是有贱民（古时对劳动人民的贬称），迁移去别国的人，使强大的秦国在一夜之间灭亡。贾谊说：“因为不施仁政，所以攻和守的形势就完成不同了啊！”
宋襄公的仁义，使自己身亡。禅让王位给他哥哥目夷，宋襄公不听目夷的劝告,执意不带兵马,而楚国却设伏兵于盂，抓获宋襄公，宋国与楚国大战因实力悬殊太大宋国打败，这三个仁慈，都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笑柄。只是追求仁义的名称，就跟飞蛾扑火没有差别。以楚王的贪婪，楚国大将的强悍，宋襄公只能得到仁义的名号。韩非子评论说：“这是仰慕仁义的声名所惹出来的祸。”
纵观中国华夏几千年，朝代的更替兴衰，不论生存还是灭亡，万变不离其宗：以仁义的名声可以得到人心，以残暴的制度治理国家就会失去社稷。像宋襄公这样的，是绝无仅有，自认不必去争论。桀纣的残暴，足以让我们引以为鉴。刘邦刘备这样的，的确是假仁假义，就是因为他们是假心的但却做了仁义的事，所以能得到天下。像这一类的就不需一一列举了。
轻率的治理国家，人民生活无依而不事劳动，导致游侠众多社会不安稳，别国的攻打使国民生灵涂炭，人民将生不如死，到那时候王室怎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