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范爱农死去的感受

鲁迅对范爱农死去的感受

一、鲁迅对范爱农的怀念
　　 从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范爱农的影子。鲁迅的最早一篇新文化的发难之作《孔乙己》，意图在于揭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所造成的人生悲剧。但是，我们撇开这些反封建的意义，只谈孔乙己这个人所处的生存困境，那么范爱农的影子就凸现出来了。范爱农，也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生在这个黑暗苦难的社会里，显得十分的不合适宜，可谓一生都不得志，最后也是在穷困潦倒中，悲惨的死去。当然，范爱农身上很少能看到科举制度的毒害。但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读书人的社会出路的狭窄，使得范爱农这样的爱国又有改造社会良好愿望的读书人，面临着生存的艰难困境。很显然，这是孔乙己这个人所表达出来的生存困境，也是表明了作者在启蒙之初极其重视个人的生存困境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篇创作的思想动机，可以说是源于对范爱农之死的深刻体味。
　　1911年，鲁迅做绍兴的“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后改称绍兴师范学校）的监督(即校长)，请范爱农做学监(即教务主任)。鲁迅于1912年5月辞职后，范爱农被后任的监督、孔教会会长傅力臣辞退。范爱农失业后，陷于穷困之中，多次请求鲁迅帮他寻个工作维持生计，但由于种种原因，鲁迅爱莫能助。过了两个多月，范爱农便死去了。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总是疑心范爱农是投水自杀的，因为范爱农是浮水的高手，掉在水里总是不至于淹死的。我认为，这基本是可信的。范爱农的死，直接是由于经济困难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带来的心灵苦痛加剧了死亡的到来。觉醒的文人，生活在污浊的现实当中，只会感到痛苦。不甘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却又苦于无力改变，生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范爱农在1912年夏历3月27日给鲁迅写了封信，可做佐证。信中道：
　　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2]
　　果不其然，7月他就沉入湖底了。信中有“随波逐流”一词，到《彷徨》集里的《孤独者》一篇，鲁迅由于“随波逐流”而有意虚构了魏连殳的发迹。《孤独者》是鲁迅1925年10月17日写的，已与范爱农之死相距14个年头了。
　　《孤独者》开篇就写道：“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流于笔端的悲愤何其烈。从文中“我”和魏连殳的关系来看，似乎可以说是鲁迅与范爱农的关系的翻版。也可以说，鲁迅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怀念范爱农，只不过显得很含蓄，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给人的审美感受更加强烈。小说当中的许多情节和后来写的《范爱农》是相吻合的。诸如：当我离开山阳之后，魏连殳被山阳的一个学校辞退，处于失业。而这与范爱农的生活困境是一致的。魏连殳这个人物形象十分的复杂，其中既有鲁迅自己的影子，也有范爱农的影子，是一个很具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关于这点，鲁迅是有着自己的独特体味的：
　　我（即胡风）问：“《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
　　他（即鲁迅）不假思索地说：“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
　　停了一下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3]
　　小说中，有几次“我”和魏连殳的争论，一是关于孩子天性及教育问题；二是关于孤独的命运的问题；三是关于人活着的意义问题。“我”和魏连殳的争论，其实源于鲁迅自己内心思想的矛盾，通过这样分裂的人格形象来展示。同时，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也有他与范爱农的争论：一是关于徐麒麟被捕就义后，该不该发电报的争论；二是关于办报是否收取王金发的钱的问题。这些争论都是很实际的，很关注现实的问题。文中，也时常提到范爱农对社会的不满，时常发牢骚，并为此染上爱喝酒的习惯。而在《孤独者》中，争论都是关于抽象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具体的实际问题。并且，作品中，很明显地说到：“使人不耐烦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鲁迅故意设置这样的主客辩论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也表达对范爱农的悼念。范爱农这样的零余者的死亡实在是鲁迅意料之中的事了。这样生存的困境，最终归结到死亡主题了。
　　写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楼上》，主要就是写“我”和阔别十年的旧同窗的吕纬甫关于各自生活际遇的感慨。这里吕纬甫这个人物形象也十分类似于魏连殳。鲁迅也是借主客问答的形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的悲剧性认识。其中，也不无带有对范爱农的怀念之意。这里，我们可以把吕纬甫看作是鲁迅意想的已经死去的范爱农。
　　写于1925年前后的《野草》，表达的是鲁迅对生命、人生的哲学思考。它既是对个体生存的悲剧命运的痛苦思考和体验，也是对启蒙运动必然失败的自我解剖。
　　1926年11月18日，鲁迅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范爱农》这篇回忆散文。文中始终念叨着：“我疑心他是自杀。因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从中，我们可以想见鲁迅的悲愤。并且时隔14年后，鲁迅还记得写过的悼念范爱农的诗。
　　1933年12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一封信《致台静农》，其中写到：
　　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无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4]
　　鲁迅在1912年写的《哀范君三章》中有句：“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20多年过去了，范爱农的影子始终占据着鲁迅的心。这句话也十分类似于范爱农在1912年写的“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可见，鲁迅对范爱农的死亡体验是认同的。可以说，范爱农是鲁迅的人生道路的另一种选择。而鲁迅正是靠着自己的绝望的抗争，才免于消沉的过早死去的。但是，鲁迅是可以从范爱农的死体味到生的痛苦的。
　　
　　二、鲁迅作品的回忆情绪。
　　1926年，可说是鲁迅的回忆年，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无不浸透着感伤的回忆情绪。写于1922年的《呐喊自序》，就十分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情绪。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这其中的回忆的感伤，自然是源于鲁迅自身对生命的独特体验。而这种回忆的感伤具体来源于什么呢?文章接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可能是鲁迅形成人心险恶的思想已经时常感到痛苦的原由吧。但是，其中也许隐含着范爱农之死的影子。范爱农的过早逝世，不能不说促使鲁迅对人生社会的悲观思想的形成。那种没有知己的落寞，可见一斑了。
　　《朝花夕拾》里面收录的散文，全部都是鲁迅1926年写成的，都是关于过去的回忆文章，包括童年美好生活、家道中落生活、求学生活、中年失友。而《小引》开篇就写到：“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朝花夕拾》最末的一篇《范爱农》写于1926年11月18日，可算是对自己大半生的一个小总结吧。从儿时的友情，到成年后的友情，鲁迅无不用自己真诚的心去谱写伤心的歌。就连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可说是带着自己的痛苦回忆的性质。其中，写到狂人对于医学及中医的不信任，可能源于鲁迅少年时期对于父亲的病的痛苦回忆。
　　鲁迅对自身和他者的回忆是广泛多样的，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回忆情绪亦是纷纭复杂，自然包括了对范爱农的回忆。回忆情绪，同样都渗透深沉的感伤。诚如《阿长与山海经》末句所说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但是，范爱农之死成为鲁迅作品的回忆情绪的一个活跃的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