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的主要内容。

伦理学意义上的“德”字是西周初期开始出现的。商代甲骨文和西周初期的铜器铭文中出现了“德”字的初形。郭沫若先生在对西周金文中的“德”字进行分析时指出：“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5］ 这种“德”观念反映了周人“要把人的力量来济天道之穷”的思想倾向。郭沫若先生认为，周人重德的关键是“在一个‘敬’字上”，并说“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6］。

从《尚书·周书》中可以看出，有关“敬德”、“明德”之类的言论确实俯拾即是。举例如下:

《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

《洛诰》:“公称巫显德”。

《无逸》:“皇自敬德”。

《多方》:“罔不明德慎罚”。

周统治者之所以大讲“明德”、“敬德”，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即天是不会把大命给予不谨慎修德之人的。在周人看来，周革殷命，他们从殷人手里接过了天命，获得了治理天下的合法宝座，其因乃在于文、武二王能以德配天，这就是《毛公鼎》所说“不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一语的含义。天眷有德，这是周人特有的观念，其中也可以说蕴含着“天命靡常”[7]的意思，“天命”乃依统治者有德与否为转移，这当然是一种“靡常”（无常）的现象了。因此，对统治者来说，只有持之以恒地谨慎修德，才有望保住“天命”，成为天下的君主。

明德是道德教化，是正面引导，是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刑罚则是惩罚手段，体现了统治者“恶恶”之心。其与教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如果不在适当限度内使用，往往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使民积怨，以致于威胁到统治者的政权。“慎罚”即是认真地对待刑罚，在合理的限度内使用刑罚，使刑罚达到预期目的、避免事与愿违的结果的一种主张。其慎用刑罚的基本要点，一是要慎重断案，不滥用刑罚，提倡罚当其罪，要十分谨慎地使用“中罚”，用刑不可偏重，也不可偏轻，要使刑当其罪。二是在定罪量刑时，要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这在古代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贡献。三是注重教化.周公认为使用刑罚并不是单纯为惩罚人，而是为了劝民为善，防止犯罪。“明德慎罚‘亦克用。要囚，殄戮多罪，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德’，与“刑’，结合起来，对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德主刑辅、先教后诛、宽猛相济、刑罪相称等思想大都发端于周公。

“明德”与“慎罚”虽然作为为政手段一起使用，但两者并非同等重要。“明德”是核心关键，“慎罚”是辅助手段。以德化人，教而后刑。在弘扬教化、谨慎刑罚问题上周公有如下主张：

第一，罚与教必须统一于德的基础之上。周公认为教化与刑罚的目的都是勉励人民立德，如商汤代夏，以至帝乙，“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8］教化是为道德教化，是以教化者首先须有“德”，因而《尚书》之“明德”首先强调君王之德。“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9］如果当权者自己行为不端正.怎能去端正别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0］为政者以德治国，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如同众星环绕于北极星周围一样，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少他。“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堰。”［11］当权者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只要统治者能以德行事.老百姓自然就会好起来。所以.为政者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以身作则，励精图治，居安思危，自己率先循礼守法，上行下效，法令才行得通。

第二，先教后杀。周公认为在教与刑并用的情况下，应当先以教化，给人以改过自新机会。如经过教化仍犯，则为故犯，须以刑惩之。如在“群饮”问题上，周公认为，商人饮酒以至于丧国，周人应以此为戒，经过反复教育，而仍“群饮”者，则“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因为周人群饮，是明知故犯，且危及政权。商人“湎于酒”则“勿庸杀之，姑且教之，有斯明享”，［12］因为商人有群饮的习惯且不以此为罪，故先教之而不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