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预言的谶纬文化

中国古代十大预言的谶纬文化

从明末开始，扶乩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清朝中叶时扶乩对佛教的影响，出现又一个鼎盛期，各地纷纷设立乩坛。到民国初年，北京城里乩坛林立，甚至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与纪昀同时的江南才子袁枚，其书《子不语》中亦不乏扶乩事，如其中名篇“关神下乩”，记叙了关帝君借由乩笔，以幽默的口吻，责备士人不够尽忠的故事。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坛的有孔子、老子、关羽、释迦牟尼、青华老人、吕祖（吕洞宾）、、穆罕默德、耶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等”。人们对扶乩的真假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待扶乩的态度长期莫衷一是。说起民国初年的扶乩，不能不提到一件趣事。民国七年（1918年），谛闲法师应北京徐蔚如居士之邀，到北京讲经说法，当时北京乩坛很盛，曾经有白城隍（旧时城市的守护神叫城隍）降鸾自称要去听谛闲法师讲经，如果有不懂之处，还要请谛闲法师解说。后来，谛闲法师应邀而至，白城隍和关圣帝君相约如期降鸾，并对谛闲法师大加称赞，当时这件事在北京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所谓的十大预言本为八大预言，据考这些语言无一不是后人伪托，但这几种预言在民国流行甚广却是事实。另外预言国事自六朝以来一直以来为殿禁（国家禁止）南北朝既有道士因托名造作此类经书而被杀，亦有宗教徒用此造反者。到了唐朝更是加大力度禁止言传此类如《唐律疏议》中涉及禁书的另一处，是卷十八（贼盗)的第八款。该款开首即诸造妖书妖言者，绞。此下有一小注：“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对此《疏议》解释道：“所谓‘休’，是指妄言他人或自己有吉利的征兆（有当皇做王征兆之类）。所谓‘咎’，是指胡说国家有凶相恶报。指创作鼓吹怪力的图书，谎称宗教鬼神之说。如“凡诸侯有此文者，必为国王”“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之类的妖言，凡是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言吉凶，都属于不顺之民，要处以绞刑。”此后又是第八款的原文：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传，谓传言。用，谓用书。其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言理无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害者，杖六十。《疏议》接着注解说：“所谓‘传用以惑众者’，是说虽然不是自己伪造的，但传播了妖言、使用了妖书，并以此鼓动了三个人以上，那也要被处以绞刑。……所谓‘其不满众者’，是指受影响的人不满三个。如果是同居的，可以不算在‘众人’的限度内；此外只要一人以上，虽然不满三人，也要被流放到三千里外去。所谓‘言理无害者’，是指这样一些妖书妖言，它们虽然讲的也是变晃之事，但对时政没有损害，比如预言某年有水旱灾之类，凡传用这类妖书妖言的打一百大板。所谓‘即私有妖书’，指那书是前人旧作，私下流传，不是自己写的。那样的书即使不传用，收藏着也要判两年徒刑。至于所收藏的妖书，言理上对时政没有损氰又不传用，就打六十大板算了。”但是唐朝并不禁止那些婚丧嫁娶等等事情所需要的阴阳术数书，除此之外，其他的阴阳术数书如上所说都在禁止流传之列。《唐律》中所有的涉及禁书的这两项法律条款，在中国禁书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们在以后的《宋刑统》、《大明律》等封建王朝法典中均得到了全部的保留，成了七世纪以来中国禁书的两个不息的基调。五代后周宋元继承旧制亦复如是。而易学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在道教创立前就已经存在的学术，而非宗教化的神学，切莫把易学与此类推测国运联系到一起，这于易学生存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