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错的戏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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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里哀》看天才与匠人

所谓大师分为两种，一为天才，一为匠人。前者的天赋与后者的努力均可以成就伟业；二者和一则可名垂千古。所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强弱分明”，存在缺陷却让人望尘莫及；后者可能“无懈可击”，各种技艺运用自如，但由于思维形成定式只能在规矩中徘徊。中国的戏剧善于“塑造大师”。但仅凭艺术造诣，中国的戏剧大师有几人？他们是天才还是匠人？

　　说到天才型大师，我一定会想到马政红———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导演，曾建立了中国留俄戏剧人的神话。建国后几十年中，许多人前往俄罗斯求取戏剧真经，但仅有马政红导演的话剧《狼与羊》至今仍然留在了莫斯科的伏缅科剧院，并作为剧院招牌戏之一世界巡演。该剧曾于2006年在北京演出产生轰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部戏仅仅是马政红学生时期的作品。

　　近日马政红在中戏排演的毕业剧目《莫里哀》，终于让我再次感受到天才的魅力。由于是学生创作团队，全剧在表演、舞美、灯光、音乐音响等各个部分都存在着不足，但我能在这些稚嫩与缺陷中看到导演的光芒。

　　《莫里哀》中几乎所有段落都有矛盾与冲突，但在演出中却无一处加以刻意强调处理。一种举重若轻的导演感觉让沉重与轻松并存。导演用诙谐去衬托悲哀嘲讽人生，却又在笑声刚起时打断，让观众去思索品味。当思维劳顿时，又再次让其回归感受———在感性和理性间不断地穿梭。

　　看戏之后，不免自我想象：假如换作现在内地导演排演该剧又会是何等景象？相信《莫里哀》会变得更加充满激情与矛盾。同样的段落，中国导演更注重的一定是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震撼力，但那种对于悲喜剧转换的游刃有余、那种让观众笑着流泪、留有思索、具有俄罗斯戏剧风格的味道恐怕难以出现。但就算出现，观众是否会接受？毕竟许多观众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欣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固定模式，他们渴望“过瘾和激情”，对于这种阴霾的喜剧、乐观的悲剧是否会觉得平淡如水？

　　马政红是大师级导演，却不是优秀基础课教师。她可以轻易让90分的演员提升到100分，却很难让60分的演员进步到90分。而大多中国导演以及教师正好相反，他们善于把60分提高到90分，但难以再前进。其实很多时候大师也可以“打造”，除了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外，其他方面也需要培养。

　　首先是对传统的态度———许多国家的戏剧传统长于中国，但他们并没有“超强的”传统意识，更谈不上刻意去“坚守阵地”。只要是有可行性的东西，他们都会拿来尝试。

　　其次在团队水平———国外除导演外，更有专职的台词设计、形体设计、造型设计、人物分析师等多项工作。每个人各行其职，有分工有合作，导演仅仅负责综合与传达自己的创作思想。然而在中国，这些工作往往都被导演一人全职，任何一样都得亲自动手。

　　仅靠马政红的才华救不了《莫里哀》的缺陷，但我们可以看到天才对当代中国戏剧的重要。我们有太多的匠人，缺乏天才。大师是靠诸多专家协力推出的，更是在不断思考、探索、拓展、实验中走出的。

　　循规蹈矩不是错误，但不要成为约束;自比大师并非不能，但更要想清自己到底是天才还是匠人———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自己二者兼备，这恐怕才是最大的悲哀

《秃头歌女》：哪里让我们感到了荒诞

解玺璋

荒诞不存在于生活中。荒诞是由于剧作家的自省和自觉所产生的一种形而上学的痛苦状态，是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感受。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男人或女人，突然之间变得那么陌生，变得比“失去的天堂还要遥远，我们不再能理解他们”，这时，荒诞感也就产生了。也就是说，荒诞感产生于人们对平庸无聊、安稳闲适的日常生活的怀疑和追问。

这样说来，舞台上的荒诞显然来自剧作家对于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的思考和表达。尤内斯库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用戏剧表现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考，而且，将其思考诉诸一种荒诞的、非理性的形式。《秃头歌女》是他的代表作。他用非人化的人物和荒诞的语言，嘲笑了缺乏意义的生活，以及安于这种生活，甚至对此怀有一点洋洋得意的满足感的人们。在这里，不仅生活是毫无意义的，语言也是毫无意义的。破碎的语言几乎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

周申、刘露的表达延续了尤内斯库的精神。舞台上所呈现的，是一种毫无生气的、死气沉沉的生活。我们看这两对男女，或者谈论今晚吃了什么一类的废话，或者面面相对，默默无言，或者讲些庸俗的故事，即使所谓学术争论，也是“门铃响门外有人还是无人”这样极其无聊的问题。最有趣的是那对来作客的男女，经过一场漫长的、很有逻辑性的争辩之后，他们发现，二人竟是一对同床共枕的夫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和冷淡，已经够荒诞了，而更加具有荒诞感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并没有丝毫的厌恶，反而津津乐道，沾沾自喜，沉浸在那种洋洋自得的满足感之中。

尤内斯库选择中产阶级作为他的主人公，或许有他的道理。在现代国家里，中产阶级大约是最为保守，又最自以为是的一群人。他们的荒诞恰恰就在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荒诞的。如果说，荒诞就是要引起人们对缺乏意义的注意，那么，将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展现在舞台上，一定会有特殊的效果。但是在中国，则完全不必强调“中产阶级”这个身份，一是这个阶级是否已经形成目前还有争议，另外，即使存在着可以称为“中产”的人群，他们是否已经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满足，也还存有疑问。在中国，给予我们荒诞感的，其实是另外一种生活，它并不缺乏意义，而是意义过剩。

此次重演版对尤内斯库的原作有一点小小的改动，即把女佣玛丽的身份改成了史密斯夫妇的女儿。这点改动怕是会影响演出的可信度。荒诞不是不要生活的依据，它只是指出生活的荒谬之处。而越是在生活的常态中，越是在看上去正常的生活中，感受其荒诞，也就越有震撼力。史密斯夫妇对于女儿和消防队长的暧昧关系完全采取漠视的态度，并不加以制止，中国观众怕是难以接受的。父母对儿女如此漠然，让人不好理解。这不是生活中的荒诞，而是生活中的堕落。导演说：“我们用现实的语气讲述荒诞的故事，我们用戏谑的口吻探讨沉重的主题。”那么，这点现实性恐怕还是要讲一讲的。这在全剧中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而在这里的一点戏谑，也许会消解了你的沉重，沉重的主题怕是要变得轻浮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