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如下：
予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证能食而不能化，因节不多食。渐节渐寡，几至废食。气渐薾，形日就惫，医谓为瘵也，以药补之；病益甚，则补益峻。岁且尽，乃相谓曰：“吾计且穷矣。若春木旺，则脾土必重伤。”先君子忧之。
会有老医孙景祥氏来视，曰：“及春而解。”予怪问之，孙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谓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无乃有忧郁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盖是时予屡有妻及弟之丧，悲怆交集，积岁而病，累月而惫，非唯医不能识，而予亦忘之矣。于是括旧药尽焚之，悉听其所为。三日而一药，药不过四五剂，及春而果差。
因叹曰：医不能识病，而欲拯人之危，难矣哉！又叹曰：世之徇名遗实，以躯命托之庸人之手者，亦岂少哉！乡不此医之值，而徒托诸所谓命医，不当补而补，至于惫而莫之悟也。因录以自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