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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戏曲理论的悲剧观
苏国荣
我国古代的悲剧，一般都是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这一特征在古典戏曲理论中常有涉及。被明代戏曲理论家李贽称为“惨杀”之书的悲剧《琵琶记》，就是根据宋朝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它写了一出旨在揭示“为功名误了父母”的悲剧。为了揭示这一主题，它把赵五娘在农村如何受苦，公婆双双饿死，和蔡伯喈被招赘丞相家的富贵生活两相对照：一折写相府豪华生活的喜剧场面，一折写农村凋敝的悲剧境况；穷与富，悲与喜，参差相间，以富贵的欢乐，反衬穷困的悲惨。
我们说中国悲剧有这一特点，并不是说外国悲剧只写悲剧的苦闷，不写喜的欢乐。亚里斯多德就说过：“悲剧是从幸福到苦难的变迁。”既然要写幸福，就会写到欢乐。但是希腊悲剧十分强调“庄严的风格”在全剧中的统一性，因而连它们在开场中也很少描写“幸福”，往往人物一登场就充满了悲剧气氛，而且很多悲剧是一悲到底的。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从幸福到苦难的变迁”是悲剧的一条普遍的规律。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并无什么不同。但是，在体现这个普遍规律时，我国又带有自己特殊性，与西方悲剧是不同的。西方悲剧写由喜（幸福）到悲（苦难）的变迁，一般是大起大落，突变性的，讲究情感形式的阶段性，层次的分明性，前后对比的强烈性的。我国悲剧写由喜到悲的变迁，一般是渐变性的，波澜曲折的，在折与折之间苦乐相错、交替推移；甚至一折之中七情俱备；往往在结局大悲之后，还有一点安慰性的小喜。
中国有类似西方的悲剧（个别的），西方也有类似中国的悲剧（少量的）。如莎翁的悲剧，对西方的传统悲剧就有大胆的突破，很像中国悲剧。十八世纪的英国戏剧评论家约翰逊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说，莎翁的悲剧“既有善也有恶，亦喜亦悲，而且错综复杂，变化无穷”。但是莎翁天才的创新，在当时并未为大家所赏识，而被认为是无知的表现，不懂得悲剧写作原则的结果。甚至在二百年后，像约翰逊这样对他顶礼膜拜、并对这一艺术创新充分肯定的人，居然也说：“莎士比亚的剧本，按照严格的意义和文学批评的范畴来说，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新。”目前，莎翁的剧作已众口皆碑，谁还能否认被大家公认的“四大悲剧”是悲剧呢？
尽管莎翁等个别作家的悲剧在情感的结构形式上有类似中国悲剧的地方，但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至少结尾就不一样。这些类似的地方，也只是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某一些作家身上的反映，并不是普遍的、稳定的呈现。而我国的古典悲剧，几乎绝大多数如此，长期如此，具有数量的普遍性和历史的稳定性；而且在戏曲理论界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悲剧的美学观念，这与西方的戏剧理论界不断诋诮莎翁的悲剧创新，还未将此形成为大家公认的民族悲剧的传统观念是不同的。因而不能因为外国某些作家某些悲剧与我国的悲剧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否定我国悲剧的民族特征，正如我国有些悲剧也类似于西方而不能由此否定西方悲剧的特征一样。
此外我国古典悲剧还经常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即“寓哭于笑”的写法。有的整本戏都以喜剧化的手法写悲剧。川剧《拜新年》，写一个聪明俊俏的长工之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嫁与东家地主的儿子。地主少爷比她小得多，而且是白痴，悲剧就在这个白痴的胡言乱语中展开了。他见了丈母娘，不知叫什么好，妻子告诉他叫丈母娘。他问：丈母娘是什么意思？答：是妻子的母亲，孩子的姥姥。白痴说：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不成了杂种了！他歪着嘴斜着眼流着口水磕磕吧吧地说着，逗得满场观众笑声四起。可是细想起来，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抓哏逗乐随意胡诌出来的，而是非常符合这个平时可以任意胡闹的地主少爷的身份，而且又是白痴的语言。可以想像得到，这个白痴的“杂种”之类的骂人之语，是从他父母那里学来的，是他们平时对长工惯用语，正如他口头语“岂敢，岂敢”也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学来的一样。这些喜剧的语言愈说得可笑愈见得长工女儿的可悲。这种悲不是由青衣扮演出来的（她只是暗中擦泪，顶多只是“呜咽”一两声），而是由丑角扮演的喜剧性人物白痴表演出来的。假如因为白痴的胡言乱语引起了满场的笑声而说它是喜剧，这就不免肤浅了。我们判断一个戏是不是悲剧，主要的不是看手法，而是看内容；它是符合鲁迅所说的“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这出戏的倾向性是明确的：丑把美给毁了，不平等的社会和婚姻制度把一颗纯洁而善良的少女的心撕裂了。
西方悲剧形成的历史和我国不同，根据亚里斯多德《诗学》的记载，希腊悲剧从酒神发展而来。它最初的形式生动活泼，跟笑剧萨堤洛斯相似。这一点和我国悲剧的起源很相似，以后的希腊悲剧“抛弃了简单的情节和滑稽的词句，经过很久才获得庄严的风格”。喜剧性的角色在悲剧中分离出去，专司喜剧。
以后西方的悲剧基本上继承了古代希腊悲剧的传统，但是有些作家也在不断的创新，在悲剧中放进了丑角一类的喜剧角色，悲剧有了混合的成份，可是他们往往受到大家的非议，如法国的戏剧理论家弗郎西斯科·萨赛就认为莎翁的《麦克白》“是对着那群特殊观众的一种让步，这些观众今天是达官贵人，明天是喜欢空开玩笑的畅怀大笑的粗野的水手”。我国古典的戏曲理论家，与萨赛等外国戏剧理论家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也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谈这一问题，认为戏曲只要符合广大观众的人情，任何感情都是能够动人的。
（节选自《中国古典悲喜剧论集》
1.下面是根据文章的内容，对中西悲剧情感结构形式的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
A．《琵琶记》以富贵的欢乐，反衬穷困的悲惨。这是中国悲剧中比较特殊的例子。
B．从幸福到苦难的变迁，是悲剧的一条普遍的规律，中西概莫例外。
C．西方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可概括为：喜悲大悲
D．中国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可概括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莎翁的悲剧，突破了西方的传统悲剧，归于中国的悲剧，既有善也有恶，亦喜亦悲，而且错综复杂，变化无穷。
B．我国古代的悲剧，有两个特点：就情感结构形式而言，一般都是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从写法上来说，我国古典悲剧还经常采用喜剧化的手法，即“寓哭于笑”的写法。
C．西方的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有类似中国的地方，但也有不同，如在结尾上就不一样，并且这些类似也只在某一时期某些作家身上体现，并不普遍。
D．中西悲剧的起源都很相似，但西方悲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庄严”，而中国悲剧中还保留了喜剧的角色。
3.下面是对中西戏曲（戏剧）理论的比较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
A．对于莎翁的悲剧“苦乐相错”这一天才创新的特点，虽然在当时并未为大家所赏识，但二百年后，约翰逊对这一特点非常推崇，认为这是悲剧的典范。
B．中国的戏曲情感结构形式在戏曲理论界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形成了共同的民族悲剧的美学观念，而西方的戏剧理论界却不断诋诮莎翁的悲剧创新。
C．因为川剧《拜新年》是悲剧，并且符合鲁迅所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原则，所以不能因为里面有很多喜剧成份而否定其悲剧的实质。
D．西方戏剧理论家对在悲剧中放进了丑角一类的喜剧角色往往持否定的态度；我国古典的戏曲理论家则认为：虽然悲剧的混合的成份不太好，但如果符合广大观众的人情，任何感情都是能够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