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历史上神本和人本辩论的最激烈的是两派？

是改革宗和阿米念(或称“阿米纽斯”)派。

以主张三一上帝主权为特征的改革宗神学和以主张个人自由意志为特征的阿米念神学，一直在这一问题上不能让步。

德国学者阿道夫·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l-1930），可以说是基督教思想史上最推崇以历史批判法为主的“科学神学”（scientific theo1ogy），并且将它运用得最淋漓尽致的神学家之一。三大巨册的《教义历史研究》（德文版），为了捍卫该方法的正确性，他甚至不惜和昔日的得意门生卡尔·巴特（Karl Bath）展开精彩而激烈的公开辩论。这场激辩一共包含了五封公开信，其中三封由哈纳克所撰写，另外两封出自巴特。

1932年1月11日哈纳克在《基督教世界》（Die Christliche Welt）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给藐视科学神学者的十五个问题》（Fifteen Questions for Those among the TheoIogians Who Are Contemptuous of the Scientific Theology）的文章，间接地宣扬历史批判法的必要性，并为其正当性辩护。文中“藐视科学神学的人”暗指的就是当时迅速窜起的神学团体——辩证神学家（dialectical theo1ogians）。因此，该文出刊不久，辩证神学家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巴特便于2月8日以《复阿道夫·哈纳克教授的十五个问题》（Fifteen Answers to Professor Ado1f von Harnack）为文公开地回应他。一个月后（3月8日），哈纳克又撰写了一封《致卡尔·巴特教授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Professor Karl Barth）继续向巴特提出挑战。巴特也于4月24日发表篇幅颇长的《答亚道夫·哈纳克教授的公开信》（An Answer to Profssor Adolf Hrnack's Open Letter）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最后，哈纳克在5月24日出刊的《致卡尔·巴特教授公开信的附笔》（Postscript to My Open Letter to Professor Karl Barth）中表示，由于所讨论及所牵涉到的“问题过大、过于复杂，无法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下，用三言两语道尽”，并且简单扼要地重申科学神学（历史批判法）的重要性之后，希望就此结束与巴特这位“神学家朋友”的讨论。

以下将以巴特和哈纳克的公开信内容为主，来突显巴特对历史批判法的负面评价。之所以选择这场论战为探讨的主轴是因为巴特在这场公开辩论中仿佛视哈纳克为历史批判法的法定代言人，所以明显地比他在《〈罗马书〉释义》中更加明确地、强烈地且更有系统地拒绝历史批判法。相较之下他于这场辩论中对历史批判法所发出的攻击火力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使读者更能够掌握辩论的主题与内容，本文将以哈纳克的“十五问”与巴特的“十五答”之顺序为主轴，再汇整散见于不同书信中的主要论点后采用直述句来阐述它们，而不沿用原来的疑问句形式。

1、论启示、理性与理解《圣经》的关系

哈纳克：《圣经》中的教导不但含糊笼统，而且多样化。倘若要从《圣经》的内容来推断出信仰、崇拜和信仰生活原则的话，不能单凭个人的主观经验，乃要建立更好、更可靠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历史研究（historical knowledge）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reflection）。缺乏理性的历史分析，神学便无力应付《圣经》内容的多样性。历史研究和批判性思考是可使人免于落入天真的《圣经》主义的两个必要条件。

巴特：上帝的启示是独一而一贯的。启示的内容不但有自主性 （autonomous）、超理性（suprarational），也能够自我传达（self- communicating）。也就是说，无法精确地看清楚启示在历史中所展现的生命力和超越性的研究都算不上是“历史研究”。其实，历史的概念应该彻底地服膺在神学的概念下。我们对启示之认知（单一的、自主的、超理性的、自我沟通的、活生生的和超越的）是以上帝的启示所揭示的神——人关系为基础。因为，它的启示涵盖了一切。至少就神学和信仰的观点来看，“批判性思考”应该可以认清这一个事实，而且予以尊重。神学唯一的前提和出发点依赖的是“神学思考的客体（上帝）是神学思考者（人）活生生的和至高无上的主体”。上帝永远是神学的主体。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主张上帝自我显现为永恒不变的主体与人本主义或本位主义者对宗教经验的观点完全无关。神学的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视客体（上帝）为永恒不变的主体。在神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而非方法决定对象。总之，启示确立了、超越了、限制了，并且相对化了理性，包括历史批判的理性（critical historical 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