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柳有关的典故

与柳有关的典故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
出自《增广贤文》
《增广贤文》，最初叫《昔时贤文》，据说是元末明初有个犯人在牢中编著而成。后来该书受到当时统领的赞赏，编书的这名犯人也被释放。
后来到了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间，有一个儒生名字叫明中叶，他对该书进行了编纂，并增加了下集，他把上集改名叫《增广贤文》，把下集叫做《增补贤文》。
在清朝中期，一个叫硕果山人的文人再做修改，更名为《训蒙增广》。到同治年间，文人周希陶对该书再次修改，更名为《重定增广》。
清朝中期以后，增广即风靡全国，影响极大。

《五柳先生》与陶渊明有关的典故
对于陶渊明托名写自传，自从有了沈约与萧统的“实录”“自况”之说以来，历代论者多多，其看法却大都与此相同，这儿无须赘述。然而，陶渊明为自己作传，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笔者曾查阅许多资料，皆语焉不详。可这又是在教学中必然会遇到并且必须得解决的实际问题。联系陶渊明的生平和性格志趣，笔者认为，这和他归隐之后的生活现实与久藏在心底而始终未能实现的理想壮志冲突有很大关系。此外，也与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直接去写，在多层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会受到种种限制有关。
?陶渊明的家乡是靠近庐山的江南农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园生活到29岁才出仕。江南农村特有的秀丽风光陶冶了他率真洁净、无拘无束的品格，直至终老也没有改变。他虽然“性本爱丘山”，但并不甘心终老田园。青年时代的他也曾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样有所作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乱世，使他“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的可能。他既没有高贵的门阀可资凭借，又“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尽管也曾不止一次进入仕途，但总觉得“志愿多所耻”，每次都很快就辞官归隐。几次出仕与归隐的经历，暗含着他的理想壮志屡次碰壁。每当他愤慨于官场的污浊黑暗时，心中就不免燃起对乡居生活的怀念。终于，在41岁那年，他毅然拂袖归田，矢志躬耕，直至终老。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静谧闲散和贫病中度过的。这里，没有暴力，没有虚假，也不会再去为“五斗米”而躬上凌下，矫情伪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闲适、愉悦的田园中，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淳朴天真、和谐自然的境界与他从小就熟悉、喜爱的田园情景十分相近，从而使他流连其中，难以舍离，也因此而使他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然而，田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归隐本非他的素志。他本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灵长，况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具有侠义风骨，别有远大抱负，如今被迫走上归隐这条路，他的内心深处不愿，更不甘。“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既是他义愤填膺的呐喊，也是他痛苦心迹的自然流露。但现实如此，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饮酒、读书、著文，坚守他“但使愿无违”的崇高气节。胸中有块垒，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说，也不愿直说，于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以为他人作传来寄意。这样，既能从容自如地从各个侧面展现自我，“颇示己志”，坦露心声，又避免给人以“王婆卖瓜”之嫌，可谓一箭双雕。
?既要假托，又要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于是“虚晃一枪”的写法在所难免。比如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似乎这真地是另一个人，而非我陶渊明自己。再如，古人写传，传末要加评论，如《史记》里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给别人立传，《五柳先生传》的“赞曰”，实为陶渊明的“自赞”，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写得好像与己无关而作纯客观的评论。这都是本文不同于其他传记文章的独到之处。但是，我们通过文中所记叙的几个典型事例——“好读书”“性嗜酒”“家贫”“著文章”等，不仅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不同于流俗、情操高洁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还可以进一步窥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以及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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