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程序性权利,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

什么是程序性权利,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

不过，辩护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利于帮助法官发现真相。众所周知，作为辩护制度的典型形态和最高境界，无罪辩护无论是从实体上(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还是从证据上(如控方的指控证据不足)都可能对刑事追诉者有效地证明犯罪事实，“揭露真相”，构成一定的障碍。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国悄然“登堂入室”的所谓程序性辩护，由于并不直接追求被告人无罪或罪轻之裁判结局，因而，更是与事实真相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作为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程序性辩护的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官方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按照美国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德肖微茨的说法，在有些案件中，法院判决被告无罪，并非因为对被告是否真正有罪有疑问，而是因为被告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发展中的排除规则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警察和检察官的行为是否导致了这种值得怀疑的口供，而不仅仅是注意被告有罪还是无辜。有了这些，被告的辩护律师就可以在法庭上控告政府。如果警察和检察官被认定侵犯了被告的第五修正案权利，那么被告的供词都是无效的，被告应予以释放。(参见艾伦??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班，第49页。) 可见，辩护制度的存在，既可能有利于法庭发现真相，也可能与真相的发现毫无关系。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可能妨碍法庭发现真相。既然如此，那种“辩护制度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观点就不能完全得以证明。否则，在辩护制度无助于甚至妨碍法庭发现真相的情况下，就将彻底丧失存在的正当性。 三 由此看来，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证明辩护制度存在的价值，并将认识论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实际上，辩护制度存在的基础不是发现真相，而为了是保障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有效的防御权，并通过矫正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毕竟，作为被追诉方的一方，被告人无论地位多高，也无论其多么富有，实力都无法与作为国家执法机关的侦控方相比。正如井户田侃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被告人无论在任何一点上都敌不过检察官。被告人大都是身受拘束，连行动自由都没有的对法律无知的个人，而且经济力量有限，只是因为被怀疑为犯罪分子而受到侦查官的侦查，或追诉，因而在精神上已经遭到了沉重打击。” 井户田侃教授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有未说尽之处。实际上，即使是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被告人，由于被追诉的心理压力，也容易“当事者迷”，如果没有辩护人的帮助，同样难以有效行使防御权利。只有通过辩护制度，才能强化被追诉方的防御能力，并适度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悬殊。可以说，辩护制度的存在不仅是实现控辩平等的需要，也是实现公平审判的最低要求。与此相对应，辩护人尽管不是被告人的代理人，但只能从事有利于被告人利益的行为，而不能做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行为，却是辩护人行事的最高准则。当然，利益与不利益，并不完全取决于被告人的自主决定，辩护人也并非一定要遵守被告人的要求进行辩护。 虽然，辩护人只能从事有利于被告人的行为，但，却不能否认其公共利益的色彩。表面上看，辩护人既不像检察官那样去考虑国家利益，也不像法官那样去追求司法公正，而是仅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来实施诉讼行为。但是，正是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的介入，才使得国家与被告的不平等状况得以适度调节，一方面促成交互辩证的真实发现，另一方面确保国家司法程序的法治国性，尤其是被告诉讼主体地位、无罪推定以及公平审判原则之贯彻。事实上，借由保障被告利益，辩护人也同时保障了具有公益内涵的法治程序。(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余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