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说的现代西方的国家学说

国家学说的现代西方的国家学说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大部分时间存在的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绝对君权思想与限君思想的争论贯串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学说中，而国家仍未成为思想家独立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尤其是董仲舒的国家学说，但法家的国家学说也被许多君主所采用。董仲舒 3个方面的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①以“天人合一”论为基础的“君权天授”说。它既论证了君主的神圣和封建国家的合理性，又用君主如违背天意天将出灾异警告或惩罚的灾异说约束君主。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运用国家力量统一思想,实行文化专制。③运用国家机器保护和调节地主经济。认为国家是防乱的堤防，必须以国家机器维持封建等级制，但又要避免大富大贫，因为大富则骄，骄则为暴，容易引起反抗；大贫则忧，忧则为盗，容易起来造反。所以在贫富太不均时，国家应“调均之”。
随着君主专制主义的发展，限君专制思想也有重大发展，叶适、邓牧、黄宗羲、唐甄等都提出了限君思想，对封建君主制作了不同程度的批判。黄宗羲发展了吕不韦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观点,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鲍敬言更激进地提出了无君论，主张不要君主，不要国家。限君思想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有积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不是永恒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当国家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将成为多余而自行消亡，代替国家的将是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列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国家消亡的唯一道路，而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