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有哪些变化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有哪些变化

(一)守义求利型的商人形象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义利”之别是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出来的，“义”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道德完善，是传统道德观的核心部分，而 “利”作为义的对立面，则是指一己之私欲，所求的是为人们所不耻的物质利益。所以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舍生取义”而不是 “见利忘义”商人重 “利”的价值观与传统道德的“义”构成尖锐的矛盾。商人经商获利因此受到轻视。是为君子所耻的.但明中后期顺应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出现了“求利”思想，李贽公开高举利的旗帜，宣扬“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认识到谋利是市民阶层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因此在冯梦龙小说中“求利”不再是商人的污点，“义利”在商人身上和谐统一起来。
在“二拍”中作者进一步突破传统的“义利”观，小说中的商人在义，利两者面前更加倾向于利，然后才选择义，逐利之心比“三言”中的商人更甚， “三言”中的商人求利作者往往都从 “义”的角度来强调他们的勤劳经营，而在 “二拍”中商人的求利之心更为坦荡，《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龟龙壳》明朝成化年间 “倒运汉”文若虚本是一个破产的商人，因与朋友一同出海巧遇龟龙壳而一夜暴富.小说与 “三言”相比商业氛围更浓，毫不掩饰对利的追求，打破了传统文化中买卖公平的原则，但小说丝毫没有透露出指责之意，并且的到人们的认可。这与当时商人对从事一本万利的海贸趋之若骛有关。 “元来这边的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的价钱，换了那边的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们都拼死走这条路”(11)可见当时的商人好利欲望多么强烈，因此小说大胆对商人这种冒险精神进行肯定，肯定他们靠“转运”“投机”致富，靠冒险发财，肯定他们期待暴富的心理。
(二)重情重义的商人形象
晚明人文思潮冲击文坛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以情抗理，李贽所表举的“童心说”就是强调抒发真情，汤显祖也公开宣扬以情反理，”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情在而理亡”(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冯梦龙也高扬情的旗帜，公开宣称“我欲立情教，教诲汝众生，”“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熟知情为理之维乎?”这种疑经非儒去浮理，广人情思想，体现了晚明时代精神。儒家讲究“温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而宋明理学以“天理”来压抑人情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冯梦龙有感于理学对人心的摧残，主张用人的情感来感化众生和社会，在“三言”中许多作品都表现对情的高扬，《卖油郎独占花魁》便是典型代表。
小说突破了对商人持有偏见的传统观念，表现和赞扬了商人重情的品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商人情和利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认为商人求利而轻情感，卖油郎为人讲仁义，讲信用，忠厚老实，在他身上闪烁着传统道德的光辉。这种宣扬‘人情美’的作品，体现了充满活力的市民思想和审美趣味，也冲击封建礼教习俗”。小说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商人只重利轻感情的偏见。
(三) 诚实守信型的商人形象
“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为人们所接受，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普通，最平常的行为规范，但最容易被人接受的道德原则，也往往最容易被破坏。特别是商业活动中，充满着欺诈，在奸商那里，欺诈成为其获取利润的最常见手段，甚至习以为常。但“三言”中的部分作品打破这个陋习，以超越传统的目光来重新审视明代商人，将诚实守信的传统道德融入商人的灵魂。《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是典型代表，小说写道:“间壁客房中住着的也是个贩香客人又同是应天府人氏平昔间看他少年诚实。”“原来李英也是从幼跟随父亲外出经纪”从以上看她选择李绣英是因为一是同行，对贩线香有一定经验;二是同乡，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三是忠厚诚实，也是黄看中李的最重要的一点。选中人之后，黄李二人义结金兰充分发挥合伙在人力和资金的优势，提高效益，“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卢州发货讨帐，”双方以诚相待，财务管理公开，黄“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财物，和那帐目，也交付与黄，但是两边买卖毫厘不欺”。正因为诚信不相互欺诈生意红火长久。李和黄合伙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对顾客同样如此。小说打破了对商人之间永远只有的利益的常规，改写了商人尔虞我诈，相互欺瞒的奸商形象，弘扬了传统文化倡导的诚信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