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古人呢

如何学习古人呢

《增广贤文》一开始就写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可见古人对学习他们的古人的重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今人有古人，古人又有他们的古人，要割断古今的联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中华民族生长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其所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全赖亙古不断的中国文化的滋养。因此，那种主张抛弃自己的祖宗、全盘西化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我突然想起了清朝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一段关于“泥古者愚”的文字。可算是记忆犹新吧。
纪晓岚在书中所述，多为因果报应或鬼神仙狐之类的故事，没有多大价值。但也不乏精彩段落。其中关于“泥古者愚”的故事，就能给我们以教益。书中写道，一个名字为刘羽沖的人，性情孤僻，好讲古制，实际上却迂阔不可行。他偶然得到一本兵书，伏读一年，就自谓可将兵十万。恰好遇到土匪侵扰，他就自己训练乡兵与之角斗，结果全队溃败，自己也几乎被擒获。又得到一本古代的水利书，伏读一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便绘制成治水图，到各州县游说，却居然有一个好事的州官被说动，决定让他在一个村中试一试。结果沟渠刚挖成，就遇到涨大水，水顺渠灌入，淹得人几乎成了鱼鳖。他由此抑郁不自得，常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就这样一天千百遍地念这六个字，不久发病而死。就是死后，他的鬼魂也于风清月白之时，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还在不停地念诵着六个字。因此作者感叹道：“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
这个刘羽冲的可笑之处，不在于他爱读古书，好讲古制，而在于他并未把古书真正读懂，就急于事功，便不假思索地照搬古书上那一套，而忽视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因而其失败是必然无疑的。这虽然是一个愚蠢人所演的愚蠢故事，而实际生活中却不知有多少所谓聪明人也在上演这类故事啊！
就是主张消极无为的庄子，其实也并不主张抛弃现实而返回到太古去。《庄子·外物》中记叙了庄子的一段话。他说：逃避现实，与世决裂的做法，那可不是至智厚德的人的做法啊！就是跌倒受挫也不返回，还是要继续火速奔跑而不回头吗？虽然过去有君臣关系，那也是世事造成的。世事一变，君臣的尊卑关系也就变了。所以至人是不固执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尊古而卑今，那是学者的风气。如果用远古帝王狶韦氏时代的淳朴风气来比照现在的世风，谁能不感到震动？只有至人才能遨游于世而不偏执，顺应人情而不丧失自己的本性。（原文：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非其至智厚德之任与！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
在如何对待古人，及其文化的态度上，我觉得柳宗元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柳宗元是唐朝文人中很有见识的一个人，可以算是唐朝新思想的一个代表。他的学问很深厚，正如韩愈所说，“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立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他读了大量的古书，却并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善于对古事进行辨别，区别真假，提出自己的新见解。真可谓畅游于古籍，既钻进去，取其精粹，又跳出来，去其芜杂，真正做到为时所用，有益于社会。有很多见解远远高出古人和时人。例如他那篇著名的《封建论》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制度的变革，有理有据，以其充分的说服力折服了上千年的读者，对于中华民族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阅读古籍上，他的很多论文无不以其独特的见解而令人信服。例如对《晏子春秋》一书，自汉代刘向以来，都把它列入儒家著作，而他却予以否定。他根据对该书内容的分析，认为它的观点多与墨家相同，因而当是墨子的门徒中某个齐国人写的。他这种不盲从前人而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又如对待《国语》这本书，更表现了他的批判精神和取精用弘的治学态度。《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记载了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的一些历史事实，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但书中却充满了大量天命鬼神之类的怪诞内容，往往陷人于迷途。为此，他特意摘取了书中六十七段文字，一一加以批驳，写成了《非国语》一书。谈到写作此书的原因，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文中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厖，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 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又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指出：“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由此可见，作者写《非国语》的目的，是有鉴于《国语》用华丽的文辞和离奇荒诞的故事诱人上当，因而不顾自己当时被贬所处的不利环境，还是要挺身而出，指出其弊病，以维护他所追求的“大中之道”。这也可以算是用文笔做武器进行的战斗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待古文化的态度是有所取舍的，其着眼点是合理借鉴前人有用的东西来为社会服务，既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对古人全盘否定。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古人所应取的态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韩愈也曾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可见他在推贤举能方面的胸襟。有如此胸襟的古人不止韩愈一个。欧阳修、魏文侯、唐太宗、武则天也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的容人之处主要表现在：敢容，超过自己的人、敢容，有突出缺点的人、敢容，直言的人甚至反对自己的人。欧阳修：敢容，超过自己的人，容纳，比自己更强的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是这一信条的实践者。他对苏轼的推举，就是一个例证。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认识汉字、读出汉字，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样便先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首先是直音法。直音法盛于汉代。这一点在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后代的经学家把这种方法说成“音某”，也是同一个意思。比如唐代陆德明编写的《经典释文》有“拾，音十”。直音法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个字虽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汉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难懂、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用“到”来对“刀”字注音是不准确的，因此必须法“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读音。同样的，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音法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法，就是我们熟知的反切法，又称反音、切。反切法自东汉到清末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汉字标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反切法的起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一、起源于三国魏人孙炎。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孙叔然（就是孙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二、起源于东汉末服虔。日本释安然《悉昙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韵诠》中《反音例》称到：“服虔始反音。”清代的章炳麟等人就主张这种说法。三、来自西域。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反切直学，自西域入于中国，至齐梁间盛行。”四、中国古来有之。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二合音”，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艺文二》卷十五中写道：“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也可能是起源于文字创制之时，清代刘熙载所著的《说文双声》里的《叙》说道：“切音始于西域乎？非也。始于魏孙炎乎？亦非也。然则于何而起？曰：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之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迭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迭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迭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后世切音，下一字为韵，取迭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非此何以开之哉？”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说“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读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称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汉语拼音不一样。现代的汉语拼音是一种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因此，用汉语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哦”，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个、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进行拼音的，它其实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表示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乌寒切”。同样的，即使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一个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许良切”。 由此可见，反切比起上述两种注音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声母，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须借用带有辅音的汉字来作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韵学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谓的“呼”是音韵学中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时期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两种）。例如，“乌，哀都切”，其中“乌”是合口呼，“哀”是开口呼。 在以后历代中，反切被不断改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韵》和《集韵》。虽然都是宋代的韵书，相差只有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切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明代的吕坤所写的《交泰韵》，清代的潘耒所写的《类音》，设计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用汉字注音都会带有局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这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的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几百年以后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切音法，经过改进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字典的最后几页上经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边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