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是谁说的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是谁说的

《管子·牧民·四顺》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 《四顺》
译：国势兴盛在于当政者所实施的政策是符合老百姓的心声，之所以颓废是因为不顺应民意.

《牧民》篇讲的就是管人，其中的《四顺》从人最基本的东西──人心，来论述管理之道。首先开门见山，直接点出管理的成败在于顺逆人心。自古圣贤就提倡仁义的价值观，仁义为什么重要，因为可得人心，这是最大的价值，俗言得民心者得天下，仁者无敌等等，都印证着光杆司令成不了气候的简单道理。人心可谓众口难调，又如何可得呢？仁义的价值又是如何体现的呢？那就要从最基本的方面说起了，因为基本的东西都是不易改变的。

常人有四种最简单的价值取向，一是厌恶忧劳，二是厌恶贫贱，三是厌恶危坠，四是厌恶灭绝。这些取向可说是作为人的最低保障需求，而且是递进式的，“灭绝”是最后的零界点。试想一个人，工作任务清单排满整天，夜以继日的劳动，报酬仅够果腹，没有尊严可说，而且时时刻刻受到生存威胁，没有安定感，毫无前途希望，最后甚至连生命与后代都要付出，那遭到这境遇的人还算什么人呢，可谓奴隶都不如。纵观历史的末世或变革，凡是过了零界点，管理者注定无人可驭成为光杆司令，政废令不行。

管子》四顺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政令通畅，在于顺和民意，政令作废，就是因为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