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导演的创作风格

张艺谋导演的创作风格

在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群体中，没有任何一位导演的电影艺术创作像张艺谋这般“漂浮不定”。作为摄影师参与创作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等由于受到了导演的创作思路的限制，使得其溶解于摄影技巧之内的艺术创作才能还有限。但是当1987年《红高粱》横空出世之后，其电影的艺术创作始终走在了中国导演们的前沿。什么是风格？张艺谋的同班同学，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曾说：“影片分析手册”，那么电影风格除去蕴藏在其内部深刻的主题阐述之外，最能够为观众所观的就是视听语言的创作。张艺谋电影的艺术风格则主要是通过视听语言的创新与探索和主题阐释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变更的。
当然，张艺谋电影中所蕴藏的主题，一直都有与第五代所传承和发展的“文化批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一般都会将人物放置于历史（古代和现代均有）和事件中去，去探讨人性和内心最纯粹的表现。陈凯歌醉心于历史的解析，黄建新醉心于都市的迷惘，田壮壮醉心于宗教的诠释，而张艺谋的电影主题，一直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精神家园的反观。《红高粱》所表现黄土高原上人们天然的“精神劲”；《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所反应的传统封建文化对新生女性思维的压制；《秋菊打官司》中表现农村法制思想的萌发；《我的父亲母亲》中对于纯真萌生的爱情的一种渲染；以至于张艺谋最新作品《金陵十三钗》所呈现出的那种社会主义主流思潮“革命主义精神”，这些都深刻的反应着张艺谋本身对于个人和群众内在精神生活的写照。张艺谋的电影与陈凯歌电影关于电影主题性和内涵性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陈凯歌更加注重于历史和文化的反思，而张艺谋则更加注重于人物精神的反思，尤其是历史文化中女性人物的精神反思。
张艺谋的电影风格从1987年《红高粱》到2010年的《山楂树》之恋，可以呈现以下的几种大的宏观划分，但是划分之中也有小的区别。

张艺谋作为我国很少有的天才艺术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它们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始终显示了他厚积薄发，对电影艺术的赤诚态度，这在其他艺术家中是很少有的，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张艺谋的电影始终处于被关注、被争论的漩涡之中，其主要根源就是他的电影始终处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之中，显示了多元与开放的艺术追求，在执著与困惑之间思索着人、民族与艺术的命运。但无论怎样，在他电影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三个基本主题：对美的追求，对执著信念的描述，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对我们理解他的电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追求，思考他的电影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　　　　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和趣味美作为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任何一个熟悉他电影的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他对完美形式的追求在当代电影艺术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电影的音乐听起来耐人寻味，特别是由于他电影所特有的民间气息，使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的人也会被他音乐的魅力所深深打动，如粗犷豪放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祝酒歌》，韵味隽永，撩人心弦，具有民间音乐特色的《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音乐等。当然最显著的还是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可以这样说，他精心经营的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具有广告一般的美。这当然与张艺谋最初所从事的摄影专业的影响有关。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是电影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根本的特征。张艺谋对视觉效果的刻意追求，甚至是苦心孤诣的追求，显示了他对电影艺术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张艺谋的电影对美的追求中，《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最为突出的。电影的画面精致、对称、和谐，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公子做生意从外面回来，在楼上吹笛，最后和四姨太一同离开的场面，这种匠心独运不仅显示了张艺谋对画面的刻意追求，与整个电影以四合院为基调的平整、稳定、压抑的画面既和谐一致，又显示了他内在的浪漫气息。与此相反，《我的父亲母亲》的画面则充满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感，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显示了生命的一种悲壮与崇高的美。特别是在画面与细节的处理上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与国庆、生日、婚宴等各种喜庆中出现的红色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吉祥的寓意不同，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大多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跳跃、奔放、热烈、动荡的特点。张艺谋电影中的“犟”张艺谋的电影中很多地方都反复出现“犟”的主题，主人公的执著、倔、犟，对信念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张艺谋电影对善的理解和渴望。《我的父亲母亲》表达了执著的爱情，特别是母亲对爱的执著。《一个都不能少》主要表达对信念的执著。电影不仅仅表达对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个普通人对信念的追求。如果说此电影仅仅是对教育的关注，我们无法在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中得到印证。而对执著的叙述确是他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电影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重要性：破败不堪的校舍，生活无着的学生，毫无着落的教师。张慧科到城里去打工，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的归来对整个山村的教育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少在电影里没有讲清张慧科的归来对整个山村教育的影响。但是电影里唯一讲清的就是魏敏芝为“一个都不能少”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当然，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穷山沟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教育状况在观众视觉上造成的强烈冲击淡化了人们对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的敬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理解《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并不仅是对一个在普通教育岗位上坚持到底的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歌颂，更重要的是对两位普通人对爱的执著的歌颂。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表达了对公平的追求。秋菊对“说法”的执著使很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虽然电影真实的镜头被一种理想的信念所组织着，其实，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中就能常常看到秋菊的形象　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在张艺谋的电影主题中，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则是他对中国现实关注的一个最为令人赞赏的主题。中国是一个城乡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度。有些艺术家关注城市，有些艺术家关注农村，而张艺谋却用他不朽的艺术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城乡的巨大差别。至于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赞美就更是艺术家中所绝无仅有的了。《一个都不能少》强烈地表现了城乡差别，因此对农村并不了解的城里学生认为电影太夸张，不真实。任何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受到它无比强烈的真实性。它使我们关注城乡的巨大差异，关注农民的命运，思考农村的发展对中国民族前途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