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情况下我国是如何确定公债的期限结构的？并简述其理由。

可以参考一下如下网上摘录：

　一、公债期限管理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

　　公债期限管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宏观经济效应，关键在于债券期限的调整会改变某些经济变量 (远期中介指标)，进而影响到社会总供求的均衡。具体来看，不同期限的公债具有不同的流动性和利息率，而调节公债期限也是通过改变市场的流动性和利息率来影响货币供应量、市场利率等经济指标，我们将这一作用机制称为公债期限管理的流动性效应和利息率效应。

　　所谓公债期限管理的流动性效应(liquidity effects)，即是指政府通过公债期限结构的调整来影响经济体系的流动性状况，从而使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效应机制。从定义上看，公债的流动性主要就是指债券的变现能力，而不同期限的公债因为变现能力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流动性。一般来说，公债的期限越短，债券价格波动的风险就越小，它在投资损失较小条件下的变现能力也就越强，或者说流动性越高；反之，公债的期限越长，债券价格的不稳定性就越强，债券的流动性也越低。因为公债在金融市场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政府可以通过调节公债期限改变债券流动性，进而对社会的流动性产生影响。这里我们借助IS—LM模型作进一步探讨。

　　我们知道，IS—LM模型是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J.P.Hicks)等人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它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影响宏观经济均衡的作用机制。该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均衡取决于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和产品市场均衡(1S曲线)的共同作用，而公债期限管理即是通过影响LM曲线来改变经济的均衡状态的。其中LM曲线用方程式可表示为：

　　 其中：r代表市场利率，y代表实际收入或产出，M代表事后名义货币供给量，P代表价格指数， k代表货币需求对收入变化的敏感程度，h代表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我们认为，公债期限调整将会对上式中的货币供应量M和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k产生影响。

　　公债期限调整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涉及到货币供给的决定问题。当代货币理论早已摒弃了传统的货币外生论思想，进而确定了内生货币论的主流地位。内生货币理论认为，一国的货币供给并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主观决定，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金融机构的资产调整以及实质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倒逼”都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如果政府发行短期公债而收回长期公债，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投资者都将增持短期公债而减持长期公债。对商业银行而言，增持短期公债即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流动性，可更方便地将公债资产变现而贷放出去。由此可见，高流动性的短期公债促进现实购买力形成的能力要大于流动性低的长期公债。扩大到宏观经济层面，单位短期公债即相当于一定比例的单位货币，政府通过债务管理缩短公债期限在一定程度上即相当于增发货币。也正因为此，许多国家为了对社会货币流通量进行更全面的监控，已将商业银行持有的短期公债纳入更高层次的“准货币”范畴”。

　　所谓货币需求的收入敏感度k，在剑桥方程式中即是货币数量比率，它与费雪方程式中的货币流通速度v成倒数关系。传统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它仅取决于支付制度和支付习惯。但大量实证分析表明，纸币制度下的货币流动速度远非稳定而是频繁变动的，它受货币制度、持币成本、公众的经济预期等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就持币成本而言，金融资产流动性越强，交易费用和成本越低，公众持币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反之，公众的持币机会成本就越低。因此，金融资产流动性程度会通过影响持币成本的大小改变货币流通速度(理查德·T.塞尔登，2001)；具体到公债资产，缩短流通中的公债期限将会降低公债的交易费用，提高公众的持币成本，进而促使货币从交易需求向投机需求转化，用于实物交易的货币减少迫使交易者提高货币使用的次数，此时交易领域的货币流通速度v即会提高，货币需求的敏感度k随之则会降低；反之，延长流通中的公债期限将会降低货币流通速度，货币需求的敏感度k则会提高。

　　综合上述两种影响，公债期限缩短会提高上式中的货币供应量M和降低货币需求的敏感度k，即LM曲线向右平移且顺时针旋转；反之，LM曲线会向左平移且逆时针旋转。LM曲线的变动致使其与IS曲线的均衡点发生改变，从而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见图1)。
　如图1，最初LM曲线处于LM0的位置，当政府发行短期公债收回长期公债时，LM曲线移动旋转至LMl的位置，此时国民收入y由y0增至y1，而利率r由r0降至r1，此时公债管理产生扩张效应(其效应相当于增发一定量货币)；当政府发行长期公债收回短期公债时， LM曲线移动旋转至LM2的位置，此时国民收入y由y0减至y2，而利率r由r0增至r2，此时公债管理产生收缩效应(其效应相当于减少一定量货币)。

　　所谓公债期限管理的利息率效应(interest rate effects)，即是指政府通过公债期限的调整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从而对社会总需求施加扩张或紧缩影响的效应机制。一般认为，短期公债对货币的替代效应要大于对私债的替代效应，而长期公债对私债的替代效应则大于对货币的替代效应。因此，政府在增发短期公债的同时收回长期公债，将会降低公众资产组合中的收益和风险水平，这样公众为追求原有的有效组合即存在着减持货币而增持私债的欲望，这样增发短期公债会导致公众对货币的供给上升、需求下降，它会对利率回落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政府在收回短期公债的同时增发长期公债，将会提高资产组合的收益和风险，这样即会导致公众对货币的供给下降、需求上升，它会对利率上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利率结构的角度理解公债期限的利息率效应。众所周知，债券的供求是影响债券利率的重要因素，改变不同期限债券的相对供给，显然将会改变债券利率的期限结构。如果政府发行长期公债的同时收回短期公债，那么市场中会出现长期公债供大于求但短期公债供小于求的状况，这将引发长期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和短期债券价格上升(收益率下降)。作为市场基准利率，公债收益率的变化会迅速影响到市场利率，这样将导致长期利率上升和短期利率下降。反之，如果政府收回长期公债的同时发行短期公债，将会引发长期利率下降和短期利率上升。

　　尽管债券期限结构调整可以同时改变长、短期市场利率，但长期利率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是由长、短期利率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决定的。一般看来，短期利率只是一个影响短期资金流动 (如头寸管理、同业拆借、票据再贴现)的金融变量，其基本功能只是影响长期利率，对实质经济并不直接产生影响，它在政府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中处于近期指标的地位。相比之下，由于投资、消费和出口所需要的资金大多是长期的，因而长期利率对实质经济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是经济政策传导的远期指标，也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所在。由此可见，缩短公债期限可以降低长期利率 (同时短期利率提高)，因而产生扩张效应；延长公债期限可以提高长期利率(同时短期利率下降)，因而产生紧缩效应。

　　综合上述两种效应，当经济陷入萧条时，政府可通过债务管理措施缩短流通中的公债期限，以此刺激经济增长；反之，当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时，政府可设法延长公债期限，以此对经济施加紧缩性影响。

　　二、案例分析：美国公债期限管理政策的历史回顾

正因为公债期限管理能够产生宏观经济效应，所以二战以来许多西方国家都将其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手段。以美国为例见下表：　注：1本表所包括的公债仅指私人部门持有的上市公债（marketable bond）；

2本表长、中、短期债券的划分标准为10年和1年。

　　上表显示了战后美国公债期限结构所发生的变化。1945年美国上市公债从整体上看以中、长期为主，但不久以后，这一状况即得到了扭转，中期和短期债券所占的比重均得到了明显提高，而长期债券则出现了大幅度下降，10年内降幅达21.8个百分点。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是因为1950年代是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增长时期，而提高中短期债券的比重有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长期利率，促使商业银行实施信用扩张，进而刺激经济启动。在随后的1960年代，美国政府制定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为此，美国在继续放松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债期限管理政策的扩张力度。到1970年，美国不仅长期公债所占比重已降至8.7％，而且中期公债也出现了下降，与之对应，短期债券则急升至全部公债余额近一半。总的看来，1950、1960年代美国将短期化公债管理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相配合，对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增长，美国经济于196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通货膨胀的迹象，但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将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因而政策扩张的力度并未减弱，政府在继续加大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同时，仍在继续缩短公债的期限。因此，这一时期的扩张政策不仅没有确保经济持续增长，而且还为随后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1970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通货膨胀率(CPI环比)和失业率都高达两位数。由于政府债务长期以中短期为主·，致使公债利率的期限结构出现了“倒挂”现象，这种状况从1978年一直持续到1981年。现在看来，美国经济当时出现“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过分强调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而忽视对总供给的调节，持续实施扩张性的公债期限管理政策显然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0年代初美国政府摒弃了凯恩斯主义通过需求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开始采纳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大规模减税并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同时辅之以紧缩性的公债期限管理政策，即大量收回短期债券代之以中、长期公债，通过延长公债期限来压缩市场需求。到1985年，上述政策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从1983至1988年，美国每年通货膨胀率(CPI环比)均控制在5％以下，平均为3.5％。

　　199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从衰退转入回升阶段。与此同时，上市公债的期限结构又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即短期公债的比重迅速下降，中期公债成为最主要的期限品种。到1995年，美国1-10年期的中期公债所占比重已接近70％。这一期限结构是与19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相适应的。具有信用扩张效应的短期公债大幅度下降，使美国经济在进入高涨时期仍然能够保持3％以下的低通货膨胀率，同时减少发行紧缩性的长期公债，又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长期利率，对投资和消费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中期公债比短期公债利率高但又比长期债券流动性大，提高其占比显然对经济的稳定增长极为有利。

　　近年来美国经济开始出现了衰退迹象，因此再度提高短期公债占比的政策措施又提上了日程。 1998年6月24日，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的加里·盖斯勒就公债管理问题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时说：“短期公债的减少已使公债市场的流动性下降，可流通公债的平均期限逐步延长，长期来看这会提高公债的筹资成本；而且通过每周发行一次短期公债，我们能够更有效、更灵活地管理变化不定的国库资金需求。为此，我们决定减少中长期公债的发行。”随后，美国财政部不仅开始逐步减少中长期公债特别是30年期长期债券的发行，还采用了从市场赎回长期债券的方法，以此增加短期公债的占比。截至到1999年底，美国上市公债中短期债券的比重已升至22％。但随着“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经济的衰退日益加深，美国财政部于2001年10月30日正式取消以往每年发行数次的30年期长期债券。

　　三、对我国公债期限管理政策的基本分析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西方国家的实践中，公债期限管理所具有的宏观经济效应都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促使我们去分析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图2显示出了1990年以来我国可流通公债的平均期限与经济周期的对比关系。

1997年以前我国发行的公债主要集中在3年期和5年期的中期债券上，由于发行规模呈逐年增大趋势，因而各年度公债的剩余期限也以中期为主，公债剩余期限的平均值主要集中在2-3年。而在同一时期，我国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公债朗限的设计完全没有考虑到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到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开始出现紧缩现象，而从此以后财政却发行了大量7年期和10年期的长期债券，使得公债(主要指可流通公债)期限得以延长，这样公债期限就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呈现出反向变动关系。这一结构变化不仅没有实现公债期限管理的反周期调节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显然是与公债期限管理的基本政策要求背道而驰的。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我国公债呈现出期限中期化、单一化的特征，发行长期公债有众多优点，如可以减少公债滚动发行的频率来降低公债发行风险；可推迟债务偿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债务偿还负担；有利于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建立等等。但是，近年来我们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1998—2000年，我国每年发行的长期公债的占比都在35％-40％，1999年发行的可流通券种全部都是长期公债。从余额来看，由于长期公债的年度累积性，2000年底长期公债占可流通公债的比重已达到54.23％。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公债在年度公债发行中的比例则要小得多，基本维持在10％-20％之间。长期债券的发行规模过大，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金融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复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而增发短期公债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改革以来只在1994-1996年和2000年发行过短期公债，不仅发行年份少，而且债务规模也不大，四年短期公债占当年公债发行额的比例分别为11.66％、7.87％、35.95％和4.60％。相比之下，西方各国每年都要发行巨额的短期债券，短期债券通常要占到当年公债发行额的80％左右。恢复发行短期公债并达到一定规模可促进债券期限品种的多元化，推进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来看，短期公债的发行会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对长期市场利率的下降产生压力，进而有利于经济启稳回升。此外，短期公债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开展，这也可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