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当作家

我为什么当作家

为什么要当作家

　　——读了一容《向日葵》

　　文/朱元军 阎海东

　　感谢网友 藏狼 供稿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读完《向日葵》后，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类似于兔死狐悲的伤感。身处当今年代，读到一篇作家怨天尤人，满腹牢骚为自己叫屈的小说是太平常不过的事，但是了一容的《向日葵》却不同。他是利欲雄心的年代里令人难以置信的另类风景。写作当然可以成名，但是这不符合写作本身的实际情况。不同的写作产生不同的际遇，这谁都明白，我不是一般地反对为名利或为糊口的写作，即将写作当作个人发迹的工具，这也需要能耐。我是说，我要向了一容致敬。仅仅因为同样作为写作者，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尽管他已经为更多的人熟知，但是他依然是西海固的穷青年。只是听说今年忽然得了奖，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他真的需要一些钱。

　　我读到的了一容的第一篇小说，是几年前发在《飞天》上的《沙沟行》，当时编辑说作者是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青年。真是难以置信，作品里显示的粗砺，一目了然的尖锐风格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可能拥有的。但是后来的了解使我确信，了一容会走得很远，作为同龄人，他个人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难怪我更多的时候是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了一容九岁就因为家贫而失学，从此浪迹天涯，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西藏贩羊毛，这你能想得到吗？从此之后，你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一个没有上过几天学的西海固穷孩子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而那时，我辈正他妈的在中学里逃课、扎金花或趴在课桌上昏睡，为了小女生跟别人动殴。

　　当然是不一样的生活造就了了一容。几年来，了一容一直在直面西海固，西海固不一样的生存。他自己说，是文学救了他，他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一命还一命，他这命就给文学了，当然文学也只是一个途径，他拿文学来丈量西海固的苦难和作为精神的普遍苦难。他一点都不小人得志，他是有良知的。这一点在《向日葵》里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向日葵》属于那种老老实实的小说，但是很硬，让人刺痛却更打起精神。这种写法在当代作品里并不多见，所以说，了一容说自己仅凭一本新华字典和几本翻烂了的名著开始写作，完全是可以相信的。

　　小说里的作家并不是住在北京、上海、南京或任何一个大中城市的文联家属区或大学园区，而是在小县城郊里，一院土房，还是借钱买的，现在债主又来逼债，作为不能轻易得罪的人，债主向作家提出了质疑：不能挣钱，你写它干啥？是的，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你能向别人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吗？不能挣钱，你写它干啥？这个作家可真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底层小百姓，用微薄的尚未兑现的稿费安慰无米下锅的妻子，在烫人的艳阳下一滴一滴地接水，躲债主，流着黑汗脚步涣散地跑到邮局去以最原始的方式寄手稿，他连一部电脑都没有啊。到处都是白眼，连那个漫画家都用斜眼看他，他是寂寞孤独的，没有座谈会，没有文朋诗友觥筹交错，甚至没有人写信问候。真是穷得只剩下理想了。当他用这理想安慰妻子时，她相信的，我有点感动了。作为一个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草民，又因为是作家，他多了一种困境，即精神的困境，这才是最致命的。这一棒子是打在了这个残疾的时代头上。没有人在乎你这样的作家，没有人在乎你为什么要当作家。但是作家自己在乎，也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乎了。

　　作家是如何表述这一点的呢？我们注意到了小说中的向日葵。

　　在小说中，向日葵既作为本体存在，又是喻体。我想我这样说是恰当的。在阳光下炫目的向日葵是需要水分和养料的，既然作家出于钟情把它们种在自己的院子里，他就得施肥，浇灌，这在特定的环境——西海固，下火的五月，枯涸到连人畜都有饮水困难的情况下，当然是奢侈得有点过分了，但是作家还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是如何说服贫困的家人和妻子来纵容他的？总之，向日葵开在西海固一个不为人知的穷作家的院子里，是一份惨烈的生命献礼。作品中这样写它的：日头从东升起，照在所有的向日葵叶面上，泛着油绿的光。作家拖着贫病交加的身子给园子里的向日葵浇水。他放下铁皮水桶，望望太阳，心里测算了一下时间。那棵最大的向日葵花瓣朝后倒卷过去，像愤怒了的野马的鬃毛。“这是一棵怒放的花朵！”

　　他心里说，“我以前从来没发现愤怒了的向日葵。”

　　作品中，它像诺言一样等待黄昏的来临。

　　作家热爱他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妻子也很爱他，不是一般的那种，比如你我谈的那种。这个作家被阉掉了，在一次村氓的斗殴中。这又一次把生存环境的恶劣推向更深更远。他没有男性生殖器，所以债主在骂他不讲信誉时说：“难道让我白跑一趟？你还是不是男人？”债主想一想说，“那么，我就看在你不是男人的份上，再缓你两天吧！”作家感到脑子炸裂似的，随后竟出奇地平静，说，“你就把我当成女人吧。”

　　作家被迫承认，他至少不是个男人。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个比喻，但是作品里没说是个比喻，也就是说，作家的妻子不能享受正常的性生活，假如她是个荡妇的话，如何受得了？可是她不是，她文化程度并不高，所在的印刷厂不景气，她下岗了，但是她跟着作家学文化，而不是挺胸走进夜总会。眼看她越来越瘦，还要忍受作家越来越暴戾的怪脾气。但是作者塑造她是恰当而有分寸的，比如，她有卖掉那幅画的心思，比如，她会抱怨作家说“你经常苦着一张脸，好象这些年是我把你害了。这些年你写小说，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支持你，我把我的一切都牺牲了。这个家里的一切活计，我几乎都一个人包下来干了。我盼望你能够成功。

　　可是，我们都快要死了。”（她带着哭腔泪水已经溢满眼眶。） “我恨你！”她哭着说。是啊，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除了灵隐寺的 智修大师。所以作品最后，作者写到：

　　他的妻子听到他发颤的声音，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她的丈夫身边。他一声不响地静静听着。这个女人并没有因为她丈夫的苦难和肉体的残缺而看不起他、抛弃他。她觉得她的丈夫永远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真正的男人。

　　如果你认真看了作品，你会注意到：小说里还有一幅叫《向日葵》的画。这幅画是怎么来的？小说里说：“这幅《向日葵》的画作，是一位画家以国画的手风照着凡高的《向日葵》摹制的。他把这幅画送给了作家。”这幅画的存在使得作家面临着另一个沉重的苦恼：如果我穷疯了，我是否可以卖掉它？小说里是这样写的： 女人说：“你那幅《向日葵》的画，到底能卖几个钱？”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作家回答说，“这是人家对我的信任，更是一份纪念物。”

　　他确信，这是他保存这幅画的真正理由。

　　所以,丁书记已经来过几次，要用几袋子作家迫切需要的面粉或者一只绵羊换他的画，女人早就动心了。但是他不同意把人好心赠送他的一件礼物轻浮地用来做交易。“就是揭不开锅，我也要把他保存着。”

　　他是如此困难，一次又一次地用稿费来安慰妻子困慌的心，但是我们都知道，对稿费的指望是多么地无奈和无力。

　　直面悲惨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不是人人都有的，更困难的是你还要固守一些东西，这时候，一个朋友好心相赠的东西竟成了考验作家的试金石，这一点使我充分相信作者了一容有直面更多东西的能力。因为他说，“我们会活到那一天的。”“我们会活到那一天的——人们只要一提到我的名字，就会充满希望。”“这么些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应付苦难的生活。”了一容把一种高贵的精神落到了实处。

　　当然，面对《向日葵》，我忍不住还要胡思乱想，那就是这个作家被野蛮的斗殴（一定是抢水什么的）阉掉了，是否想让这样的作家绝种？一时我想起了中国许多被阉的文化名人。关于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阉，我一时感到有好多话要说，我也想起了弗洛依的，这个断言一切源于性的奥地利精神病大夫。但是打住。

　　了一容获新一届“春天文学奖”，没有引起争议。

　　作家介绍：

　　了一容主要文学成就： 90年代初始发作品，迄今已在《飞天》、《青海湖》、《山东文学》、《雨花》、《中国作家》、《上海文学》、《民族文学》、《山花》、《朔方》、《青年文学》、《回族文学》 、《四川文学》、《西部文学》、《六盘山》等文学期刊发表文学作品八十万言。作品多次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奖，获“第五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西海固小说之星”、“新世纪固原市突出创作奖”、“西吉特殊贡献奖”。小说多次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等转载；作品收入各类文学书籍；小说《绝境》获“民族文学1999年建国五十周年征文优秀作品奖”、小说《历途命感》（原载2000年3期《上海文学》，同年5期《小说选刊》转载，并入选“2000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 ，小说《独臂》入选“2003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作品陆续被译为法文及日文。

天晓得

看看一些著名作家为什么写作，为什么要当作家的：
我写童话的动机不是要去哄孩子、教训孩子，而是试图用童话的形式述说我对这一世界的一些感受。就跟一般人一样，心里有话总想找个人说说。能用这个办法，让更多的人听我说，我会说得更起劲些。
——周锐《童话创作漫谈》
我在已有的经历中，曾有好几次“脱离”儿童文学而进入别的领域的机会，但我确实几无冲动想要离开她，我不能，我只能干这。 ……
所以，对于我这十年正式投入儿童文学来说，也主要就是为了一种适应自己心性的生活方式。
——班马《探索儿童文学的美学新边疆》 一起了要写童话的念头，我就觉得很兴奋，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创作欲望，好像就要见到一个久别的亲人似的……大概是童话又把我带回童年去了，引起我许多美好的联想。
——郑渊洁《童话属于孩子们》
我长期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我爱孩子，我更愿意和他们做朋友，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是孩子。
——伍剑《回答“家长报”记者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