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宋国公主到辽国和亲？

麻烦了

两宋从来就没有和少数民族政权（包括辽）和亲过！

　　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纵观整个和亲史，两晋、两宋和明代无和亲现象，在政治分烈的情况下，宋朝为什么不与外族和亲呢？宋朝为什么能坚守住独立的婚姻阵地？本文拟从文化和经济方面分析其背景和缘由。
　　宋朝士大夫对与宋有冲突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
　　一、外求谋和，内严守备，待机消灭之。

　　北宋宰相李昉持这样的观点：“……况天生契丹为患中国汉髙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糜，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钦宗时，开封尹程振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臣愿陛下结以诚信而沮其谋，遗金帛而厌其欲，外务谋和，而内严守备。数年之后，国富民足，将选士励车攻马良，然后徐议大举以刷吾耻，未为晩也。”…… 这些人没有强烈地反对和亲。

　　二、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富弼、贾昌朝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富弼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则溢于言表：“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三、主张因时制宜，其实质并不反对和亲。

　　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臣观汉唐以来御敌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敌国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同是两宋之交的程瑀在奏状中也如是认为。综上所述，两宋的士大夫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辽金）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但终宋一朝，它是没有和周边民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和亲的。那么，两宋士人对和亲的态度又当如何呢？

　　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

　　在宋代的文献中，“和亲”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姻，一种是和好。据分析，大多数文献中的“和亲”是和好、亲善的意思。所以，仅通过文献，难以全面把握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但终宋之际，并无和亲的事实，由此不难判断，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和亲的主流态度，即对和亲持反对意见。

　　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8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宋朝君臣，他们大多受狭义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很自然地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熙宁公主——赵婉

貌似没有

不是啊.辽国是被蒙古所灭啊.辽国的原名为契丹国，于916（十世纪初期）年建立，开国君主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947年定国号为“辽”，983年曾复更名“契丹”，1066年恢复国号“辽”，是当时与北宋对峙的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王朝。直到1125年辽为金所灭。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建立西辽。1211年，被屈出律篡位。1218年，辽代被蒙古所灭。辽代在与中原和西方各国的交往中，融汇众长，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契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 　　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部落氏族社会过渡形成奴隶制度社会，并在向封建社会跃进的同时统治了中国北部，密切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融合。为开发蒙古地区和中国东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契丹辉煌的历史。

历史上没有一个宋的公主和亲过，不管是跟辽、金、西夏、大理、蒙古都一个没有。宋朝不执行或者说很反对和亲。

没有和辽和亲的，如果是金么？宋徽宗坐井观天的时候几个公主都沦为金贵族将领的侍妾。当然皇帝全家都被人一锅端了，和亲也不能叫和亲了，任人鱼肉啊。 汉唐皆远嫁公主，为何宋朝坚持不和亲？ 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没有和辽和亲的，如果是金么？宋徽宗坐井观天的时候几个公主都沦为金贵族将领的侍妾。当然皇帝全家都被人一锅端了，和亲也不能叫和亲了，任人鱼肉啊。 汉唐皆远嫁公主，为何宋朝坚持不和亲？ 从“大国”心态看宋朝的不和亲政策 传统意识里的“和亲”，一般是指政权间因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联姻。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是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件。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史上，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和亲现象，就类型而言，有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间的联姻、割据政权间的联姻、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以及从现今来看属于与外国之间的联姻。就朝代而言，有汉与匈奴、汉与乌孙、孙吴与蜀汉、隋唐与吐谷浑、隋唐与突厥、唐与吐蕃、辽与西夏、以及后来满蒙联姻等等。无论形式怎样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都是政治利益的驱动。纵观整个和亲史，两晋、两宋和明代无和亲现象，在政治分烈的情况下，宋朝为什么不与外族和亲呢？宋朝为什么能坚守住独立的婚姻阵地？本文拟从文化和经济方面分析其背景和缘由。 宋朝士大夫对与宋有冲突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 一、外求谋和，内严守备，待机消灭之。 北宋宰相李昉持这样的观点：“……况天生契丹为患中国汉髙祖以三十万之众困于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亲之策，以至文帝奉之弥优，外示羁糜，内深抑损，而边城晏闭，黎庶息肩，所伤匪多，其利甚溥矣。况獯鬻之性，惟利是求，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磬县，稍减千金之日费，密谕边将，微露事机，彼亦素蓄此心，固乃乐闻其事。不烦兵力可弭边尘。此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者也。伏望陛下裁之。” 钦宗时，开封尹程振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臣愿陛下结以诚信而沮其谋，遗金帛而厌其欲，外务谋和，而内严守备。数年之后，国富民足，将选士励车攻马良，然后徐议大举以刷吾耻，未为晩也。”…… 这些人没有强烈地反对和亲。 二、主张以物质厌其欲，反对和亲、割地等认为有辱国格的事情。 富弼、贾昌朝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富弼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则溢于言表：“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许。朝议欲以金帛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许我而有功，则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陆贽以为不可。后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三、主张因时制宜，其实质并不反对和亲。 两宋之交的胡舜陟明确表明了这一观点：“臣观汉唐以来御敌之策有五：曰和亲，曰守备，曰征伐，曰抚定，曰羁縻，皆因时而为之。和亲、守备则施于敌国强盛之时，汉高帝是也；抚定、羁縻则施于敌国衰弱之际，汉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以中国富盛兵甲精锐，我有万全之势，彼有可乘之隙，然后可举，汉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国家承巨奸误，内侍持权之后，海内虚耗，帑藏空竭，军律不振，士不为用……”同是两宋之交的程瑀在奏状中也如是认为。综上所述，两宋的士大夫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辽金）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但终宋一朝，它是没有和周边民族实行实质意义上的和亲的。那么，两宋士人对和亲的态度又当如何呢？ 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 在宋代的文献中，“和亲”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联姻，一种是和好。据分析，大多数文献中的“和亲”是和好、亲善的意思。所以，仅通过文献，难以全面把握宋朝士大夫对和亲的态度。但终宋之际，并无和亲的事实，由此不难判断，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和亲的主流态度，即对和亲持反对意见。 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伦理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8两宋以讲天理和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作为宋朝君臣，他们大多受狭义儒家道德观念的束缚，很自然地把和亲政策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所以，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正因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