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六经”是怎么变成“十三经”的

儒家“六经”是怎么变成“十三经”的

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有所谓“六经”（或“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概念，此外还有“十经”、“十一经”、“十四经”等称呼。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儒家经典体系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儒经范围不断扩大和变迁的历程。
　　“六经”：
　　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状态，诸书各自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赵衰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这些“礼乐诗书”就是后来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遗存的“礼类”（行为规范）、“乐类”（乐理乐谱）、“诗类”（诗歌文学）和“书类”（历史档案）文献，当时似乎还没有形成固定经典。《史记·秦本纪》穆公谓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前590在位）时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文献，其性质也大致与“诗书礼乐”相当。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序《易》传”，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为何选此“四经”？
　　早于孔子的晋人赵衰有明确解释：“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是仁义的宝库，“礼、乐”是德教的准则，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须“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选这四类文献以施教，正是出于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
　　《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约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从“旧法世传之史”到邹鲁之士（儒者）所诵法的“诗书礼乐”（亦即六经），再由“六经”到“百家”诸子文献的转化过程，这正是孔子依据“旧史”修订“六经”，进而影响“诸子”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即未经孔子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之“诗书礼乐”、《国语》之“春秋”“诗”“乐”“故志”“训典”等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乃是经过孔子删定后形成的有史实、有义理的儒家经典。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经典的概称，也是儒家文献的基本范式。上引《庄子》“诗书礼乐”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所“明”者非只四经而已，而是兼包“六经”在内矣。秦孝公时，商鞅（约前390－前338）以《诗》、《书》、《礼》、《乐》为“六虱”。《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公子成说：“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这些“诗书礼乐”都兼指“六经”而言。又《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教“诗书礼乐”而通“六艺”，其非兼有“六经”而何！“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简称“诗书”。《商君书·农战》：“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又《算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数处“诗书”，都具有“群经”含义。
　　关于“六经”的性质，《庄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之同此说者，还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记·滑稽列传序》等，《汉书·艺文志序》甚至将“六经”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对应起来，都足以说明“六经”是一个自足完美的经典体系。
　　春秋末年，儒家经典已有“儒书”的统称，至战国时期乃有“六经”之总名。
　　《左传》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为“周礼”。（14）其时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礼”断“六经”，故“儒书”亦可指“周礼”。《庄子·天运篇》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六经”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最早。不过，《庄子》之书“寓言十九”，“六经”之词是否真出夫子还须研究，但至少在庄子时代已有此称，盖无疑义。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类称概念又有“六艺”之称。
　　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六经”、“六艺”可以互换，经常通用。整个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经典体系，都无出“六经”之外。
　　“五经”：
　　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
　　《史记》、《汉书》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六经”缺《乐》，或言“乐合于礼”，或言“乐备于诗”，于是举诗、礼之教而乐教存焉，故“五经”功能与“六经”无以异。武帝之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典籍从诸子学（甚至“司空城旦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被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圣经宝典，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结集。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人们提到儒经，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经”；提到“五经”，联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的代名词，也是儒家经典的集合名称。
　　“七经”：
　　首次对儒家“六经”或“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
　　蜀本西南夷，战国末中原人士还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此情至汉犹存。景帝末文翁为蜀守，初到成都，仍“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翁“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就是“文翁化蜀”的历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什么是“七经”呢？
　　古来解释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
　　于是在汉代儒家经典形成了“五经”、“七经”两个概念。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十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皆是。
　　汉室君臣引用《论语》、《孝经》，只称“传”而不称“经”。自从“蜀学”将《论语》、《孝经》升格为“经”之后，东汉儒家经典范围也随之扩大，熹平年间蔡邕书刻《熹平石经》就有《论语》，郑玄、王肃诸人号称“遍注群经”，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注》和《孝经注》，这应当是“七经”概念形成的结果。
　　“九经”：
　　然而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者。唐代官方儒学，在经本文献上只重视“五经”以及依经而立之“传”（或“记”），对子书性质的儒学著作却不甚关心。唐代“明经”考试的“经典”，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加“五经”（《春秋》附“三传”）而成“九经”。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同时，又撰有《周礼注疏》（贾公彦）、《仪礼注疏》（贾公彦）、《谷梁注疏》（杨士勋）、《公羊注疏》（徐彦），合称《九经正义》。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上述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是也。当时《论语》、《孝经》也在经学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学童启蒙、国学释奠所必读必讲之书，在科举考试中《论语》、《孝经》也曾与《老子》一起被奉为“上经”，成为考试“兼经”。但是唐人并没有将《论语》《孝经》当作自己心目中神圣崇高的“经典”。在唐人制订的科考“大经”、“中经”、“小经”中，只有“九经”：《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谷》为“小经”，却没有将《论语》、《孝经》列为专门科目。更有甚者，《开成石经》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经典，也依然被称为“石壁九经”；诸儒校订十二经文字，则称“校定‘九经’文字”；刻入“石经”的十二经字样，也称《九经字样》。校、刻十二书而称“九经”，其以“九经”概群经也可知。
　　“十二经”：
　　“十二经”之名昉于《庄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翻《十二经》以说。”但当时“十二经”之书却不明所指。将儒家十二部经书有意识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处，实始自唐人。由陈入唐的陆德明曾收录《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并“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经典性文献，刊其异文、举其异义，号为《经典释文》。去掉其中道家两种（《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经。但是《释文》虽将儒家十二书列入“经典”，却与道家《老》、《庄》杂处，他还没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经”意识，也没有形成“十二经”的概念和称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是为《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称为“石壁九经”。《唐会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旧唐书·文宗纪》记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儒家经典的新规范呼之欲出。可惜当时诸儒并无此意识，“石经”不称“十二经”，仍称“九经”；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也称《九经字样》，不称“十二经字样”。可见典型之牢、传统之顽，而新典范形成之不易。
　　“十三经”：
　　《十三经》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该石经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张德昭、孙逢吉等人手写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时乃正式刻成。“蜀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称《石室十三经》。“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可惜今皆失传了。石经除立体展示外，还广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宏甫《石刻铺叙》、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有著录；晁公武还对“蜀石经”进行校勘，撰有《蜀石经考异》一书，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贡）又刻‘孟轲书’参焉。”于是形成“十三经”丛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可靠~